[摘 要]大力推动文化扶贫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的忠实体现和具体举措。贫困地区民众对于摆脱贫困的文化自信的缺失、贫困地区干部和群众对于文化产业理论有待更新等因素是造成文化贫困的主要因素，是坚定文化自信的主要障碍。应该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扶贫，文化扶贫要注重精准实施，注重培养贫困地区群众正确的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化扶贫是指文化和精神层面上给予贫困地区以多种形式的支持，从而提高当地人民文化素质，尽快摆脱贫困。[1]扶贫工作不仅要扶物质，更要扶文化、扶精神、扶智力。文化扶贫工作往往能够用较少的钱，取得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有效提升贫困地区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可以有效改变民众原有的习俗、心态及价值理念体系，重构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思维和观念，为文化贫困的彻底扭转创造条件，是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结构，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生活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故此，文化扶贫意义深远，物质脱贫与文化脱贫应当一盘棋谋划，适时融入，同步推进。文化扶贫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公民的文化自信心，激发贫困地区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勇气，深植于人民灵魂深处的文化自信对于弘扬社会正义、塑造社会风气、增强群众爱岗敬业精神等方面大有裨益。
参加文化活动、享受文化发展成果等文化权益是全体公民最基本的文化权益。文化扶贫工作就是一种旨在为广大贫困地区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保障群众基本的文化权益的行动。构建全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推进基本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均等化、标准化，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首推贫困地区。大力推进我国广大贫困地区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是保障全体公民最基本文化权益的有效方式，是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迫切需要。通过整合各级各类面向贫困地区的文化资源，从而达到完善文化服务内容、创新文化服务方式、提高文化服务效益，切实保障贫困地区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是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加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保障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手段。文化扶贫工作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充分调动各民族群众特别是文化工作者和文化传承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文化扶贫工作有助于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抢救、整理和传承，构建我国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保护体系，发掘民族文化资源，做大做强一批民族文化品牌，培育一批民族文化经典旅游景区景点，使各民族优秀文化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普及，在普及中壮大。
扶贫先扶智，扶贫必先扶志。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乃至于一个地区的贫困，从表象上看仅仅是属于物质层面的问题，但从本质上来讲，人们的经济收入状况不仅仅与其文化教育素质、价值观念体系、固有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也与其对于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较高的经济收入，大幅度提升自身的生活品质的理想和信念有关。贫困地区的人往往对贫困的生活状态已经适应，甚至认为自己本来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著名反贫困理论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认为：“贫困与民众宿命论观念、对改变观念与制度、维护现代技术、改善卫生条件等的麻木和冷漠相关。”[2]贫困地区的群众普遍存在着两个特点，一是本身就缺乏对改变贫困现状的能力，缺乏脱贫所必需的文化基础和智力支持，二是缺乏脱贫致富的精神动力和坚定信念。习近平同志曾说过：“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唐代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这句话用于文化扶贫十分贴切，真正的根治脱贫，长效脱贫，需要以文化为支撑，文化自信是最深层次的自信，文化自觉是最长久的自觉。[3]坚定脱贫致富的信念，需要依靠文化自信。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滞后，文化产业大多处于刚起步阶段，文化产业的效益和规模尚未得到较好体现，贫困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对文化产业的经济功能认识不足，忽视其经济属性，偏重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属性。对于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辩证发展，互相促进的理念亟待提升，总体来讲偏重于依托文化事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而忽视了文化产业发展对提升文化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在工作中重视依靠政府投入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而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很多人对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作用和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忽视文化的经济功能，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混为一谈，对发展文化产业存在顾虑。[4]缺乏文化经济意识。
文化产业发展要素基础薄弱是我国贫困地区文化贫困的一个重要成因，大多数贫困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信息通信、交通物流、人力资源等文化产业发展要素的基础条件严重欠缺，与发达地区差距较大，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足以完成较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入。贫困地区的旅游等相关产业也处于爬坡阶段，难以形成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融合效应和集群效应，文化产业完整的产业链条难以形成。此外，贫困地区群众的消费主要用于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基本物质生活，处于马斯洛消费理论较低层级，在贫困地区，民众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前，在基本的生存问题得不到保障之时，无暇顾及膳食营养结构是否科学合理，更谈不上对养生、美食乃至于更高级的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既缺乏进行文化消费的能力、也缺乏文化消费和文化创造的意识。
人的要素是第一要素，贫困地区缺乏熟谙市场经济与经营的文化产业经营者。文化经营者，尤其是行业领军人物的经营理念、眼界视野，以及经营方式对于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发展规模有很大影响。而贫困地区大多数文化产业经营者文化程度较低，知识面较窄，年龄结构不合理，知识更新不够。对现代企业管理，资产经营知识掌握较少，习惯于以传统的管理手段来经营文化，高素质的文化经纪人、中介机构的严重缺乏成为目前贫困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中最大的制约因素，从而导致贫困地区文化产业项目策划、包装推介工作总体效果不明显，还需提升质量，完善细节。[5]同时，缺乏一个由中央到地方再到乡村层层辐射、双向互动的文化扶贫机制，尤其是人才培养与交流机制,缺乏人才的双向交流。另外，文化志愿者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我国目前注册的文化志愿组织有七千多个，队伍有一百多万人，这些文化志愿者到基层去，到贫困地区去文化扶贫的比例偏低。
公共文化服务的软硬件条件是进行有效文化扶贫的重要抓手和基石。公共文化服务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其提供服务的对象为全体群众，然而贫困地区乡镇综合文化站等设施一是存在缺建、少建和“建而不全”的状况，二是“空壳”化现象严重。文化站设备陈旧，许多地方都是破桌子烂椅子，与时代发展较为密切相关的书籍、光盘和电脑等严重短缺，有名无实，专职、兼职的公共文化服务人员过少，平时大多数时间均不在岗位，大多数群众对文化站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知之甚少，很少有人去乡镇文化站解决文化需求问题。农家书屋利用率低，尽管农家书屋提供实用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制品借阅服务，但管理不善，人气不足。农家书屋图书被借出的频率不高，甚至有些电子音像制品没有启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不健全，基层公共文化条块分割，服务资源分散。
(六)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有待提高
一方面是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落后的、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现状，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高需求与落后的文化产品供给之间的矛盾已经凸显。在进行文化扶贫工作时，既要加强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更应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让公共文化真正惠及老百姓。《“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是我国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顶层设计，《纲要》提出了促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重要措施。比如要求贫困地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的组织体系加快走向总分馆制。对于如何提升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给出了指导措施，然而，许多地区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总分馆制的要求并没有实施。
下一代要过上好生活，首先要有文化，这样将来他们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义务教育一定要搞好，让孩子们受到好的教育，不要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古人有“家贫子读书”的传统。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6]“百年大计，教育第一。”这话对贫困地区来讲尤为如此，越是贫困的地区，越应加强教育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问题，是贫困地区人民脱贫的内生动力。全面提升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教育文化素质，树立他们改变命运的信心和锐意进取的意识，有效地隔离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消融贫困文化的相互复制。加强对贫困地区适龄学生的职业教育，国家及省、市教育系统对贫困地区子女在升入高职、高专和中等职业教育等学校学习时予以政策倾斜，在招生名额上向贫困地区倾斜，同时为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的贫困地区子女提供教育资金扶持，解决这些子女入学的后顾之忧，保障他们能够安心学习，鼓励他们在开展多渠道就业的同时，优先回到贫困地区，解决家乡的贫困面貌，同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家庭的贫困问题。
(二)注重做好各民族地区的文化扶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4年在新年贺词中关注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和扶贫工作，充分体现了对全国各族人民脱贫攻坚工作的高度重视。[7]我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国土面积中民族地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2%。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扶贫工作提出的要求。民族地区文化是一个有着内在关联的有机生态整体，既传承着少数民族祖先几千年来的文化基因，也蕴含着无限丰富的开发契机。比如，壮族“三月三”、蒙古族“那达慕”、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苗族“采花山”等民族节庆文化，蒙古长调、维吾尔族歌舞、回族武术等民族乐舞和武术，无一不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精髓，同时也是文化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载体。贵州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经验值得借鉴。早在2012年，文化部就在黔东南设立了贵州唯一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牢牢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的前提下，当地深入挖掘苗侗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充分发挥生态环境自然禀赋优势，蓄势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创新，打造了国内外知名的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走出了一条既让民族文化大放异彩又让更多困难群众共奔小康的新路子。[8]在守住民族核心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做好民族地区的文化扶贫工作，要将民族文化的开发和保护、传承与创新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真正做到各民族文化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三)文化扶贫要注重精准实施
扶贫工作首先考虑的不应是扶贫地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而是每个家庭收入的增多，是“富民”而非“富财政”。在实施文化扶贫工程时要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要确立群众在文化扶贫工作中的主导性和主体地位，注重凝聚群众力量，充分调动群众智慧，正确处理好文化扶贫工作中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切实做到文化扶贫工作惠及于民，发挥当地文化骨干的引领作用，结成帮扶对子，进行精准扶贫，精准发力，措施到村，责任到人。要通过深入调研，制定科学的文化扶贫帮扶规划和精准脱贫措施，要细化分解帮扶任务，针对不同的贫困人群，制定明确的脱贫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协助指导帮扶村做好扶贫总体规划，帮助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策划和实施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小微文化项目，增强贫困地区群众的自我脱贫意识，精准帮助各个贫困户尽早脱贫致富。
“穷山恶水出刁民”虽然不一定有科学依据，但也足以说明贫困地区的群众由于受到文化贫困的影响，价值理念存在一定的扭曲。综合来看主要表现在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小农本位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只求温饱的消费观、安土重乡的乡土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9]将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归结为科学文化基础较差、思想观念陈旧、缺乏进取精神和发展意识，已是学术界的共识。故此，文化扶贫的作用就在于以春风化雨的形式，持之以恒对贫困地区的群众加强自强、诚信、知耻、好学、求新、务实等中华民族美德教育，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培养贫困地区群众正确的文化价值。只有全面培育出自强、诚信、知耻、好学、求新等价值理念，孜孜不倦向贫困地区的群众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和致富创收的新方法，既增加他们的收入，又武装他们的头脑，才能引导贫困地区的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自信心，也才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中激发出人生的正能量，在具体的工作中发挥潜能，塑造出群众的现代文明意识，并使这种文明、进取的意识成为深植于群众内心的一种基因、一种品质，为早日全面实现贫困地区脱贫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作用。
(五)加强文化扶贫的长效机制
文化扶贫即着重于对贫困地区的文化进行改造，加快贫困居民固有习惯、风俗、心态及价值理念的解构与重构，加大对特色文化产业的扶持，从根本上实现精准扶贫工作从治标向治本转变。[10]这就注定了文化扶贫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加强文化产业扶贫的长期效应，一方面是强化中国传统文化产业的继承与创新。2017年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了“积极参与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与利用，生产丰富多样、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质文化产品，扩大中高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11]中国传统文化产品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大力开发利用传统文化，既可以使群众增收致富，又可以使优秀的文化得到弘扬和传承，比如以传统民间钧瓷的传承为例，产业化的发展不仅富足了乡里，钧瓷的创新发展产业化态势也为钧瓷的国际化开拓了市场，成为中原地区文化的一张代表名片。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型文化产业，积极推进文化+网络，文化+旅游等新兴文化产业业态发展，实现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使文化产业真正融入人民日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文化扶贫的落脚点是大力完善公共文化基础服务建设，研究表明，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与该区域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贫困地区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服务体系完善方面普遍存在起点低、底子薄的问题。贫困地区的人们在劳作之余，常常无所事事，甚至常常引起打架斗殴之事，亟待增加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不断兴建图书阅览室、文化活动广场、乡镇文化站，村级(社区)文化室、农家书屋、完善公共文化建设体系，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文化生产力，打破“贫困文化”固有的平衡与封闭。不断增加公益性文化投入力度，切实加强贫困地区图书馆、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和提升我国贫困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水准。切实落实好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从城市住房开发投资中提取1%，用于社区公共文化设计建设”。对农村地区和偏远山区，打破行政区划，整合资源，采取村(社区)综合文化室与流动服务、送文化上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流动性文化服务活动。[12]
从本质上来看，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文化发展只有内涵或者形态的不同，没有高下贵贱之分。贫困地区往往并不缺乏可供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故事，只是缺乏一个合适的方式将文化资源转换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切实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活状态，缺乏的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文化创意和将其产业化的思路。我国的神话故事、泥塑、瓷器烧制等古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不仅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将其转化为能够让人养家、致富的技艺，产业化是一种较好的传承和保护方式。在文化扶贫中要加大对特色文化产业的扶持，从根本上实现扶贫工作从治标向治本转变，促进我国广大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将文化产业，尤其是各地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作为文化扶贫工作的突破口，不仅可以有效增进区域文化事业的繁荣，推动群众对文化属性的认知，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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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侯晓丽,吴昊.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进陕南精准扶贫[J].新西部(理论版),2016(12).
[5]侯晓丽,吴昊.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进陕南精准扶贫[J].新西部(理论版),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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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龙国贻.文化扶贫要做“柔”文章[N].人民日报,2016-11-22.
[9]张世定.对贫困地区文化扶贫工作的思考[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2).
[10]邓子纲.文化扶贫是精准扶贫的必要路径[N].湖南日报,2016-09-01.
[1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R].2017-02-28.
[12]邓子纲.文化扶贫是精准扶贫的必要路径[EB/OL].http://opinion.voc.com.cn/article/201609/20160901085024227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