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农民的出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远的不说，近的就有亚洲“四小龙”。
然而，从1978年算起，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了30多年，有户籍农民却由7亿增加到了9亿多。2008年，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袭来，中国2000多万“农民工”一一新工人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做农民。
中国依然是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一一“供大于求”，农民不穷都难啊。
假如中国真的像发达国家一样，只有10%的农民了，8亿农民进城成为了“农民工”或者市民，那会怎么样呢？
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到6亿人，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数十亿人为6亿人“搞制造”，“供大于求”，“农民工”不穷也难啊。这和“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农业一一越搞越艰难”是一个道理。
发达国家制造业100元GDP有7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工”收入这么低，“农民工”何以市民化呢？假如将来中国城市里生活着8亿多月工资只有2000元的“农民工”，农村8亿多农民问题转化成了城市8亿多“农民工”问题，那会是什么局面？
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前途的。但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农民工”越多越快，全球性“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中国的“农民工”一一新工人是没有前途的。
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一一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一一东部和城市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中国拐点”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占全球的1/5强。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历程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一一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
在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前，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是，“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因此，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快30年了，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了，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2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及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
这就是制造业全球梯度转移进程中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的重大改变，因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报酬大大低于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大大延后，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而导致内需不振，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中国现代化陷入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陷阱。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战略解决不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
不能重复1997年的故事
中国现在的思路大体上是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思路：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财政投资，维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采取出口退税、增加流动性等多种措施，帮助东南沿海出口企业度过难关，期待在短期内重新走上快速增长轨道。中国现在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很快过去，外需很快就会恢复并持续增长，东南沿海很快会承担起“火车头”的作用；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
但这两个判断的现实基础正在改变。
第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危机，本质上与全球金融海啸关系不大，是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必然现象，东南沿海“出口拉动型”模式不可持续；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在亚洲“四小龙”之后，再不可能帮助大型国家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了。
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1997年，正是中国“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步入旺盛时期的初始阶段，现在是“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收尾时期。如果中国采取199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办法，只会增加更多的产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危机，会造成长时期的“通缩”和更大的“经济危机”。不仅不能率先走出低谷，有可能在别国走出低谷肘，我们正好走进低谷。
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走出了低谷，也不必然中国就恢复2007年的增长速度，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一定偏好中国的制造产品，可能更加偏好越南、印度等国的制造业产品，甚至扶持朝鲜发展制造业替代中国的制造业。这都是可能的。发达国家有太多的选择，何况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已经失去了低成本优势。
防止“海口化”
低增长不完全是坏事。日本在低增长下发展了近30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沿海地区应对危机是非常珍贵的。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在随后的近20年中，也出现了"倒闭潮"和"失业潮"。近30年来，日本一直是有步骤地向海外输出产业、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变日本经济为全球日本人经济。尽管日本国内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但并没有因为经济低增长或负增长，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继日本之后的亚洲“四小龙”，最近10年，产业和资本等也一直在向外转移，同样，亚洲“四小龙”并没有出现十分严重衰退，资本积累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为什么向外输出产业和资本等，可以帮助本土度过危机呢？因为“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是阶段性的，实现城市化、现代化后“出口拉动型”战略就没有意义了。产业和资本不向更落后的地区转移，必然会“倒闭”。而主动向更落后的地方输出过剩的产业、资本、品牌、技术、管理和人才(包括熟练工人)，利用他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等创造价值，获得的是“绿色收益”(将污染留在了他国)。这是变“本土经济”为“非地经济”，虽然可能导致沿海GDP增长放缓，但沿海人的财富积累会加快，资本积累会加快，更有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今天面对的问题，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是同一类问题。要重点研究日本90年代以来是怎么走过来的，一定要将有限的财力用在社会升级和生态升级上(包括环保产业发展)。
1990军前后，海口和北海是中国仅次于深圳的高速增长区和区域发展龙头。可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海口和北海开始走下坡路了，从此一蹶不振，十几年来几乎被人遗忘了。
海口和北海为什么一蹶不振呢？这是值得危机之中的温州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深入研究的。一栋“烂尾楼”要修起来，可能只需要数百万，但往往十几年之后也无人接手“烂尾楼”的修建，为什么？不是因为拿不出数百万的钱，是因为与“烂尾楼”相关的经济关系“紊乱”了，要理顺“紊乱”的经济关系，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数百万付得起，但时间和精力往往耗不起，“烂尾楼”的背后是经济关系“烂尾”了。
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地区或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慢下来，应对不好，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烂尾楼”，从而导致经济关系大面积“紊乱”，甚至导致整个经济体(地区或城市)变成一个“烂尾楼”。整个经济体变成了“烂尾楼”，可能是数月之间的事，但重建“烂尾楼”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新工人的未来
东南沿海的很多城市政府，现在手上是有财力的，也可以调动巨大的财力。这些可用的财力非常宝贵，用对了，可以帮助走出困境；“瞎折腾”，就会加速“海口化”、“北海化”。东南沿海很多城市政府视农民工为包袱，异口同声高喊“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这恰恰会加速“海口化”、“北海化”。
为什么吸纳人口和提升社保水平可以防止“海口化”和“北海化”呢？这是因为，“制造业外移”后，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是深化服务业。一个城市的社保水平越高，服务业升级就越快。服务业升级越快，人气就越旺，房地产等财产性收入就会稳步增长。如果一个地方制造业外移，同时人口大幅减少，就会出现财产性收入大幅下降，企业和居民就会出现“负资产”，银行就会出现坏账等等就会出现经济关系“恶性循环”。不仅会出现“烂尾楼”，整体经济关系都会出现“烂尾”。这就是海口化和北海化。
东南沿海政府现在手上的财力，要重点用在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上；用在闲置厂房改居民楼上，用在农民工市民化上；用在环保事业上；用在成立资产信托公司，盘活存量资产，防止经济关系恶化上。不是向中西部政府和中央政府呼喊“农民工返乡”，而是要向中央要政策，安置农民工，将农民工变为市民。
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高峰不会低于15亿，中国如果像先发国家一样现代化，农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3亿多人，农民只有1.5亿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的快，很多资源已经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了但农民数还增加了2亿多，总量高达9亿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500万人，再过30年，中国的农民数量可能也不会低于5亿，如果低于这个数，除了资源供应会严重短缺外，社会稳定也难保证。30年后，城市市民10亿人，农村(含乡镇)居民还有5亿多人。
乡镇以下的农村要留住5亿多人，并过上和市民差别不大的“幸福生活”，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农民不能一股脑地进城，应该有序进城，进城的生活水平和没有进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这就需要安排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