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近年来，由于受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也与日俱增，并成为世界共性问题。
在3月18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经济峰会“直面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分组会现场，与会嘉宾就中等收入群体划分的标准、焦虑原因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分析认为，在导致中等收入群体焦虑的诸多因素中，自动化代替人工、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主要因素。
中产阶级焦虑的核心是什么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认为，中产阶级之所以焦虑，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动化破坏了很多原来工资不错的工作，尤其是制造领域的工作。在很多的工业化国家，比如美国、亚洲都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中国。
据埃里克·马斯金分析，从长期来讲，可能机器会取代我们，我们必须学习如何来为自己创造一个独立于工作之外的身份。从之前的一些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有新的技术出现，在创造很多就业的同时，也会摧毁很多的工作，但是最终会有新的工作出现。
比如说，几十年前一些自动取款机的出现，人们觉得可能不需要人这样的银行家了，可是现在银行的就业岗位在增加，因为现在有很多客服的工作可以去填充，所以至少在目前来看，自动化带来的破坏其实并不是人完全被取代了，而是人要做的任务发生了改变。
福特基金会会长吕德伦说，“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中产阶级遇到的困难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核心的就是收入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吕德伦也强调，自动化使得制造业的工作被取代了，工人在美国也感觉到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让中产阶级感到不稳定的这些事情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我们在全球都看到有这样问题的存在，尤其是不平等的更加严重性。”
埃里克·马斯金提出，再培训是解决自动化给中产阶级带来焦虑问题的一个关键。政府可以提供教育和再培训的激励措施，比如减税、补贴等这样的鼓励措施，鼓励企业对工人进行培训。
美国亚洲协会会长、首席执行官施静书表示，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中产阶级的焦虑实际上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她认为，中国梦和美国梦是一样的，不光是指有收入，也包括一些价值观，还有一些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中国的中产阶级对未来还是充满愿景的，目前美国这方面是有挑战的，因为人们缺少希望，缺少这种愿景，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提出，不可忽视中等收入陷阱。
他认为，现在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主要是希望跳出中等收入群体。而那些正在崛起的中等收入国家，解决生存问题之后，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政府是否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政府是否妨碍了公民愿望的实现?或者有的中等收入国家花了很多钱，给那些崛起的中等阶级很高的工资，大量的补贴，结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经济停滞，成为经济崩塌的福利国家。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就存在这个问题，在100多年前他们非常富裕，但是现在成为一个停止发展的国家。亚洲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表示，从中国来看，中等收入者的焦虑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国家的层面，201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大概8000多美元，这恰恰是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年所达到的一个天花板，就是8000美元到10000美元。二是个人层面，进入新常态后，各种发展的机会相对来说在减少，所以低收入者能不能够进入中产阶层，或者说已经是中产，能否保住地位变得很不确定。“中国正面临着双重中等收入陷阱，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
与此同时，李培林分析指出，在这个变化当中，中国发展的动力也在发生着非常深刻的变化，2016年国内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5%，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但这种增长不是因为国内消费本身大规模的上升，而是因为投资和出口的下降造成的一个相对比例的上升。中国的储蓄率还很高，中国的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的消费率从国际比较的眼光来看还非常低，消费发展的潜力还很大。
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李培林认为，与下一步的改革措施密切相关。我们现在提出要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的战略，实施促进大众消费的税收政策，完善以提高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让大学生和农民工能够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部分，另外让农民也能通过专业化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如果这些政策能得以实施，可以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