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个别地方在加快地区经济新动能的转换、促进经济新动能的加快培育过程中，存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认识误区。
忽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片面强调第三产业
个别地方或多或少忽略了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对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决定性作用，片面强调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的信息化产业、金融业以及物流业等相关行业对地区经济新动能的支撑作用。制造业不仅是中国经济粗放型发展阶段的关键推动力量，更是中国经济由粗放型发展阶段转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决定性力量。然而，针对制造业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基础性问题，个别地方对此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国家间制造业发展机会竞争残酷性的认识却远远不足。一方面，有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后工业化时代，进入了服务业主导的特定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在这种认识和判断思维的扭曲效应下，个别地方简单或片面地将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定义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指标，确认为地区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特定标志。另一方面，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面临多重机制性、体制性障碍因素的强力制约而造成的多重发展困局下，一些地方并不是采取“迎难而上”的主动改革思维和策略，而是将地方经济发展动力程度不等地寄托于第三产业，尤其是偏好于采取以各种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来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优先强调发展第三产业中的信息化产业、金融业以及物流业等相关行业对地区经济新动能的支撑作用。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中国现阶段经济新动能仍然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也忽略了第三产业中信息化产业、金融业以及物流业等相关行业与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的相互支撑和相互促进关系。
片面夸大和扭曲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地区经济新动能的支撑作用
片面夸大和扭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对本地区经济新动能的支撑作用，而根本性地忽略了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现阶段中国多数地区经济新动能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当前个别地方在经济增长中面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比较突出且共性的一个现象是：个别地方无视自身既有的产业发展基础与特定要素禀赋，也很少考虑本地区是否具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所必需的人才体系能力和技术创新积累能力，也较少顾及本地区是否具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金融市场体系、多层次资本体系等关键性支撑条件，而只是简单理解和照搬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思路和产业目录，依靠各种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的核心筹码，试图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本地区经济新动能的来源。当然，在那些具有产业基础、技术创新和人才优势的部分地区，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经济新动能来源的策略，具有合理性。然而，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客观事实是，这些地区现有的发展条件和关键短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备大规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诸多关键性基础条件。相反，却可以通过推进真正且扎实的改革措施来降低生产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来恢复和重新塑造传统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和促进传统制造业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进而推动传统制造业由“品质洼地”向“品质中高地”的升级。
对提升生产率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
个别地方在维持和重塑传统制造业的出口竞争优势时，对提升生产率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甚至发生认识扭曲和变异的极端现象。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是，虽然中国当前的出口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升级，由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向生产装备制造业和相对较高技术复杂度的制造业产品升级。但是，一方面，中国生产装备制造业和相对较高技术复杂度的制造业产品出口部门，由于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不够，关键零配件和生产装备设备的机器仍然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这就导致制造业的出口结构在向生产装备产品、高技术制成品和战略性新兴产品的升级过程中，既面临发达国家的残酷竞争与各种限制和挤压的局面，也面临自身技术创新积累能力严重不足的发展困局。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结构优化表面上呈现出的是生产装备制造业和较高层次的制造业出口产品比重的上升，实际上很多行业依然处于这些行业的相对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低端环节。相反，当前中国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出口竞争优势的较快弱化，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价格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和相对过高的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等综合因素所导致的。
这意味着通过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来大幅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机器替代劳动力”以及扎实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降低传统制造业的相对成本应成为当前工作的着力点，进而重塑中国传统制造业的低成本出口优势。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由于传统制造业产品主要是必需品，全球对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是稳定存在的，并不会随着全球经济周期而发生大幅度波动变化。而且，随着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和逐步趋稳，全球对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也是稳步扩张的，这一双重因素就决定着传统制造业必将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核心支撑。对于中国的多数地区而言，特别是加工贸易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当前的重点改革任务之一应该是通过提升生产率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来维持乃至重塑传统制造业的出口竞争优势，守住传统制造业出口在中国经济动能中的基本地位。
沿袭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为主的政府干预模式，而非打造政府和市场功能相融合的新型激励机制
目前，个别地方仍然沿袭以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为主的政府干预模式来推动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和经济新动能的形成，而忽略了依靠减少政府不合理干预行为、消除要素市场扭曲、培育市场公平竞争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新动能形成的决定性作用。面对如何促进地区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加快经济新动能培育这个重要改革和发展任务，是通过减少政府不合理干预行为来消除要素市场扭曲，降低微观企业层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综合性生产成本，从而激励微观企业依靠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提升来重塑市场竞争力?还是通过打造政府和市场功能相融合的新型激励机制、通过培育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来促进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调查表明，个别地方既不顾自身是否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各种关键要素条件以及市场环境，也不顾自身是否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基础，他们仍然偏好于采取对有限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招商引资式竞争，沿袭以往各种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为主的产业政策作为促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政府政策手段。事实上，这不仅不能够促进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相反，很有可能由于固化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不合理边界，导致市场化竞争机制的发展滞后甚至改革的滞后，从而对地区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和经济新动能的培育造成不可忽略的阻碍效应甚至扭曲效应。
缺乏房地产泡沫对经济新动能的挤压效应和抑制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认知
现阶段，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既是中国多数地区的重要投资来源以及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的核心支撑，也是不少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更是一些地方“土地财政”依赖体制形成和固化的重要催化剂。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以及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复杂因素的挑战和压力，通过实施体制机制创新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无法立竿见影，致使一些地方仍将本地区经济动力来源寄托于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增长。更为突出的是，随着各种关键要素成本的逐步增加，在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大幅度低于制造业部门真实工资水平增速的情形下，中国制造业利润率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相反，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要远远高于制造业。同时，现阶段中国房地产蕴含着短期投资投机机会，这诱使和激励中国制造业企业将本来用于自身创新能力和产品品质提升、品牌建设甚至维持正常生产的资金，转移到房地产部门来进行获取短期暴利的投机活动，或者通过所谓的多元化投资战略进入房地产开发行业获取超额投资收益。其后果是，一方面，对地区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中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形成了非常突出的挤压效应;另一方面，对制造业部门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造成了明显的抑制效应。一些地方对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化、对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所产生的挤压效应以及抑制效应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转型升级的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