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经济实现稳中有“进”，除了在结构调整中有“进”，更重要的是要在合理的产业结构形成上有更大的推进，在新动能的转换中取得更显著的进步。民营经济要进，在国企垄断的领域内制造竞争对手，对提高国企竞争力当有突破性进展。金融体制改革需加强金融审慎监管。产业转型过程中有很多机会，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工程、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都有可能是新增长点。为此，得尽早准备资源、技术、资金、人才的全球布局。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3月经济数据，PPI继续保持上升势头，钢铁、煤炭价格上升，民间投资有所改善，房地产价格仍在上涨，钢材库存意愿加大。不少分析认为，我国经济企稳见底，已见增长拐点，甚至有观点认为今年经济会有更高的增长。笔者的看法是，不能就数据论数据，在国际国内出现许多新变数的大环境下，对一季度部分的“向好”数据，要深入分析，正视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坚持针对性的政策和解决方案，以此创造稳定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态势。
判断一季度及全年经济态势，眼下尤其需要厘清这么几大观念。
首先，把今年经济增长“稳”在合理区间，而不是更高的增长。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缓中趋稳”，似与一些“企稳”“见底”的分析吻合。但须注意，“企稳、见底”的“稳”与“缓中趋稳”的“稳”并非同一个概念。企稳见底后释放的增长将“反弹走高”，而据今年全国两会确定的6.5%的目标，缓中趋“稳”显然是“稳”在合理区间，即“潜在增长率”水平，而不应理解为“见底反弹”。经济学规律显示，随着一个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受全球资源的约束，其潜在增长率是递减的。我国已是经济总量11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若继续两位数增长，会占用1.5个到2个中等经济规模的资源，势必影响全球经济的平衡。全球经济失衡，会扭曲全球经济的有序发展。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因此，中国经济“稳”在逐渐递减的潜在增长水平上，符合全球经济实践所呈现的规律。
其次，“稳中向好”的“向好”是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而不是更高的增速。按惯性思维，当期数据很容易导致对“稳中向好”的“好”产生更高增速的憧憬。但是，如果对当前新常态发展阶段有充分的认识，纯粹的速度已不是新常态经济的增长目标，增长质量、优化结构、合理可持续增长，才是新常态经济追求的发展硬道理。所以“向好”的“好”不是更高的速度，而是指质量结构改善的增长新内涵。数据也印证了“好”的新内涵。目前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超过了50%，宏观经济结构从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转变;消费占GDP的比重达70%，经济增长正在形成可良性循环的结构;纵观产业结构，科技产业、新兴产业、新业态的迅速发展态势，显示增长动力的转换正在路上;企业升级产品的换代也成为微观结构调整方向。所以，进一步推动质量向好结构优化，是今年经济形势发展的最大的期待。
稳中向好，“稳”是前提。鉴于国内外出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今年经济如何稳在6.5%左右的合理区间之内?讨论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厘清当前的不稳定因素。一要稳定实体经济，这是经济稳定的基础;二要稳通胀。从宏观上说，通胀是一个经济体是否稳定的指标。现在PPI与CPI的敞口很大，如果上游产品的价格传导至最终消费价格，通胀水平可能会显著上升，挑战经济的稳定增长;三要稳外汇，在稳汇率和稳外汇两者之间，重点应该稳外汇。这样的选择，对稳定信心和长期汇率，改变外界对中国汇率的错觉都至关重要;四要稳定金融风险。高杠杆、银行坏账增长、脱实向虚的影子银行业务膨胀、非法集资行为严重等等，金融领域的风险有所积累，必须守住不触发系统风险的底线，保持稳定的金融环境;五要稳定资产价格，主要是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价格泡沫化，会带来产业空心化，拉大收入差距。只要上述这些领域能基本稳定，今年的经济稳定就完全可预期。
另外，还需加强对经济中“突出的矛盾是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认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当前经济突出的矛盾主要不在总量，不在周期性，而是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这个判断纠正了过去我们的思路。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一直是在刺激总需求增长，虽已意识到结构性失衡很严重，但增长一直放在首要位置，结构调整总是为0.1、0.2个百分点的增长让步。事实上，有分析显示，经济已出现规模递减效应，即两个甚至更高的百分点投入，才产生一个百分点的增长。显然，在现有结构下加大投资不会带来有效率的总需求增长。对消费增长率有所下降，有观点认为是因为收入下降。但笔者认为，我国消费结构仍然是一般消费，受效用最大满足度的约束，不可能无限上涨。以现有收入增长水平，在消费已占GDP70%的结构下，非但不会大幅扩大消费，反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可能性更大。更何况，消费增长不可能进一步推动有效的总需求增长。由于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减弱，出口加工贸易转移是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进出口增长也是结构性问题。所以，通过三驾马车刺激总需求增长都遭遇了结构性瓶颈。适度增加总需求，也是创造新需求的供给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调整是改变严重的总需求结构矛盾的最优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是中国经济重新回到持续增长轨道的正确路径。
深刻认识当前我国经济中结构性矛盾不在周期性上也十分重要。既然不是周期性的问题，那就意味着不能等待。虽然正确的政策有促进作用，但不可能仅靠政策就能改变结构矛盾，企业的主动作为加上努力求变配套正确的政策支持才有出路。若没有企业的主动调整和变革，那是没有办法突破结构瓶颈的。
今年经济要实现稳中有“进”，除了在结构调整中有“进”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在合理的产业结构形成上有更大的推进，在新动能的转换中有更显著的进步。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三去”是不合理结构调整的继续，而形成新结构，要在几个方面下大工夫。一是民营经济要进;二是要推进国企的改革进程;三是金融体制改革需在加强金融审慎监管上有重大进步;四是寻找新的增长点。产业转型过程中有很多机会，特别是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工程、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等;五是推动新一轮全球化。新一轮全球化不仅以贸易自由化为特征，全球资源配置，技术、资金、人才的全球布局，应是新一轮全球化的特征。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