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见物还是见人?通过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笔者认为“人民主体”与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应系统把握“人”的三层内涵;把“人的发展”红线贯穿到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系中，排除两种本位——“物本位”和“官本位”，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理论维度分析：“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并称这是“新社会的本质”。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是人类共同文明的最高价值。
今天讲的“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发展”之间可以并存。在前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三个“人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特别提出了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现实维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是摆脱“权本位”和“物本位”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见物还是见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多年来中国以GDP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却不同步。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物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抛弃传统的“物本”和“官本”思维，用“人本”思想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克服“物本位”和“官本位”，人的发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国际维度分析：世界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命运问题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1996)指出：人类应避免五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即：(1)无工作的增长，指经济增长未能制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甚至恶化了就业形势;(2)无声的增长，指经济增长未能带来民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可能性;(3)无情的增长，指经济增长导致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财富的扩大带来了新的贫困阶级;(4)无根的增长，指经济增长对文化多样性造成破坏;(5)无未来的增长，指经济增长对生态、资源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命运问题。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就强调，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人们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状态的能力，人文关怀是人类共同的文明。
——从未来维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是适应新阶段国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
总体上估计，到2020年中国已经完成“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将会提出与以往不同的需求，这类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升级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所以，笔者认为，考虑到中国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必须要“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设法适应并尽量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有尊严生活的新期待，切实如中央所倡导的——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但是笔者研究发现，目前社会不少人是从“物本位”和“权本位”的角度理解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把“五大发展理念”解释成物质财富增长的理念，这里依然把人看成积累物质财富和执行权力意志的工具。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2007)中讲过一段话：“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此处所谓“文化的人”并非一般概念的“文化人”，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文化的人”，故笔者用两个“引号”以示区别。
按照马尔库塞的阐述，“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因为决定奴役的‘既不是顺从，也不是艰苦劳动，而是处于纯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习近平《之江新语》中“‘物化’的人”与马尔库塞“‘物化’的人”有某种契合之处，即：“人退化到物的境地”。
受习近平《之江新语》和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两书的启示，笔者意识到，对“五大发展理念”内涵的界定，不应该只从“经济发展”一个向度，而应该从“能动的、全面的人的发展”的更高向度考虑问题。
“山高人为峰”。一旦能从“能动的、全面的人的发展”的高度研究“五大发展理念”，就会发现“五大发展理念”是由“人的发展为核心”这一根本性指导理念引领的。离开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这一根本性指导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结构转型
结构转型或结构性改革是新阶段的重头戏。如何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结构转型或结构性改革?笔者在《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中，试图把“人本”思想这条主线，贯穿到中国六大结构中，得出如下结论：
——需求结构：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
投资、出口和消费历来被认为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但近几年来居民消费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呈下滑趋势，2014年居民消费率只有37.7%，而投资率居高不下，严重挤压了消费率，出口这驾“马车”也长期挤压消费。要“释放新需求”，特别是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横向看，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美国为68%)，也落后于处在相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比世界平均水平60.4%(2012年)落后20多个百分点。纵向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居民消费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4年的37.7%，降低了10个百分点。
因此，笔者主张，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重要的任务是在“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中拉高居民消费率，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第一位的问题。
——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需求侧释放新需求相对应，在供给侧要“创造新供给”，尤其是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其中亮点是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服务业比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现代化的标志之一。2012年美国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8.6%，德国和日本也接近70%，全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为70.2%。2016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为51.6%;特别是服务业就业指标，2015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为42%，而美国2010年就达81.2%，可见中国服务业落后之一斑。
未来服务业将成为中国最大的产业。从“十三五”规划期开始，中国将成为服务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据估算，“十三五”期间服务业占比每年约提升1个百分点，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6%—57%左右，203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60%以上，从而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这将是中国经济结构历史性的变迁。
如何实现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6%—57%左右的目标，从而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按照“人本型结构论”的观点，下一段服务业发展要坚持“双线推进”：一条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条是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根据“补短板”的要求，尤其要加快发展以金融、物流、研发、设计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2015年笔者深入产业调查，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相当滞后，其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德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45%～50%)。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有些工业企业已经将物流、研发、设计等剥离出来，有的提出要把企业打造成“装备服务商”。新兴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要特别关注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要素投入结构：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
前些年，中国在迈向加工大国的过程中，要素投入方面存在明显的“物本主义”倾向。正是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主义倾向，导致严重的结构性扭曲。同时，劳动力价格被低估，也是中国作为加工大国内在的一个深层矛盾。
如何构建中国的创新体系?笔者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架，即三个层次、五个体制。三个层次：以千千万万个“创客”和企业创新为基础，以产业创新为栋梁，以国家创新为制高点;五个体制包括作为创新体系基础的创新型科技人才体制，作为创新型人才摇篮的创新型教育体制，作为真正的创意之源的人的“心灵放飞”体制，作为创新制度保障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以及相应的配套型资金体制，其中作为创意之源提出的“心灵放飞”观点受到学界的首肯。唯如此才能使中国由“加工大国”跃升为“创新大国”。
——资源环境：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
发展绿色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协调配套。为此，笔者提出四条线路。其一，技术线路——通过低碳技术创新来控制和减少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其二，结构线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其三，规制线路——通过法令、税收(如环境税)等政府管制或社会强制手段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其四，产权线路——通过建立包括碳排放在内的环境产权机制等手段，用市场的办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以上四条线路中，特别要注意从制度角度，即从产权角度来研究和推进绿色发展。环境产权实则涉及“环境人权”问题，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城乡结构：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鸿沟
新型城镇化是人本城镇化，实质和精髓是促进人的发展。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未来5年“人的城镇化”有望每年增加1.7个到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47%～48%，将有1亿多农村转移人口解决户籍问题而成为新市民。这将为他们在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方面带来明显进步，作为新市民将获得同样的尊严，获得新的城市文明。这是人的一次新的解放。
——区域结构：瞄准区域人际协调，避免“板块群体碰撞”
探讨区域结构，不仅要着眼于国内的发展格局(寻求区域协调以避免“板块碰撞”)，而且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格局，在开放中确立区域发展战略。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结构转型：需求结构要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供给结构(产业结构)要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要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资源环境要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城乡结构要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要瞄准区域人际协调，以避免“板块群体碰撞”。只有这样，结构转型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社会发展，重点是四个问题：就业问题;收入问题;“劳权”实现问题;“社会共生”问题。
就业和再就业
就业乃民生之本。尤其是在结构性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就业和再就业矛盾更加突出。
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拓宽市场安置渠道。当前可将结构性改革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结合，构筑新的劳动力就业体系。
在这方面，视野应该开阔。例如，中国服务业发展不够 ，特别是服务业就业指标差距更大。前面指出，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42%，而美国则是81.2%，虽有阶段不同的客观因素，但也可见中国服务业就业空间之广阔。
收入分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见物还是见人?多年来中国以GDP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却不同步。
利益分配格局涉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方面对此颇为关注。总的讲，应实现 “国民共富”，但在民富一时相对短腿的情况下，根据“十三五”期间着力“补短板”的精神，应强调“民富优先”。一方面，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同步”;另一方面，在社会各群体之间，通过“提低、调高、扩中(未来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达到总人口的50%以上)”以及采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使穷者不能再穷、富者可以合法致富并予以调节，同时扩大中产阶层，最后达到社会共生、共存和共富。
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及其制度安排
人力产权由三大部分构成：劳动力产权、管理产权和技术产权。目前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技术产权和管理产权争议不大，但劳动力产权的实现尚未被认识。对企业中的劳动力产权，也可实行“劳权”的“期权制”。这可以认为是“劳权资本化”。
为了使人力产权所有者和资本产权所有者都能有尊严地劳动、经营或投资，造成劳资双方能够“公正博弈”的局面，要有相应的保障性制度安排。为此，需要建立三大利益攸关者即劳方—资方—政府“金三角”制度架构 。人力产权所有者(特别是劳动力产权所有者)可以以工会的形式与资本要素所有者进行平等谈判和议价，政府只作为中立的一方来监督谈判的过程。由此涉及工会的转型问题，我们的工会要转变成跟资本管理层并立的真正代表“劳权”力量的工会组织。
实现社会共生
“社会共生论”这个概念，是笔者在2013年10月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提出的。有三个要点，第一，穷人不能再穷;第二，富人不能出走;第三，中产必须扩大。穷人不能再穷是一条底线，富人不能出走也是一条底线，中产必须扩大是一个目标。三者的比例大体应为1：3：6。
第一，穷人不能再穷。目前中国农村最穷的人口大约是5千万。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同时疏通草根阶层的上升管道。
第二，富人不能出走。2016年美国的财政年度美国政府向境外投资者颁发Ebz-5(一种投资移民签证)9974张，其中，来自中国移民获7512张，占75.52%。
第三是中产必须扩大。中国亟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也是中央多次释放这一信号的重要原因。
中国正处在社会的大转型过程中。只要我们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新阶段的社会良性发展，就能达到共生共享共富的目的。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中改院学术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