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5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出版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在北京共同举办“大转型时代的中国：赢在转折点”座谈会。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劳动学会、中银国际研究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经济转型大趋势”“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前景”“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研讨会综述
匡贤明
1．经济转型呈现历史性新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我国处在大转型时代。从国内看，经济进入新常态，呈现出增速换挡、结构升级、动力转换三个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看，出现两个大转换：一是我国比较优势发生转换，由此带来国际竞争力的转换；二是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由此带来与世界关系的转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我国经济转型呈现历史性新趋势。一是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二是城镇化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三是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四是开放结构正由货物贸易为主向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
2．经济转型阶段性新特点突出。迟福林认为，当前经济转型阶段性特点突出。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市场空间，同时也面临多方面严峻挑战。具体看：第一，增长转型高度融合，增长直接依赖于转型。第二，经济、社会、治理转型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牵动转型发展全局。第三，经济转型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在一起，转型的技术影响明显增强。第四，经济转型与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交织在一起，转型的双向影响明显增强。
3．经济转型取得明显进展，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宋葛龙指出，从这几年的改革进展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呈现出有力、有序、有效的特点，改革有很大潜力。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指出，我国转型已出现积极进展：第一，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如果继续保持6．5％的增速，2020年居民收入有可能在2012年基础上翻两番。第二，2015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0．5％，2020年有望达到58％—60％，成为增长的主导力量。第三，研发经费占GDP比重不断提高，智能制造开始在中国出现。第四，区域结构在改善，西部增速加快，出现新技术和新产业。曹远征同时指出，我国经济转型也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宏观经济出现新的挑战：第一，“去库存”重点是房地产，但现在一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并不正常。第二，M2 保持正常，但M1快速增长。第三，对外投资增长很快，主要是金融投资在增长。第四，政府投资增速大幅上升，但民间投资大幅度下降。曹远征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的关系。“去产能”速度过快，经济下行速度会过快；“去杠杆”速度过快，金融风险会加大。由于产业过剩部门大都是高增长部门，宏观政策面临角色困境，政府不能再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需要尽快推进实质性改革。
4．明确经济转型的基本方向。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认为，当前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过多消耗资源、过多依赖外贸、过多损害生态、过分压低劳动力成本。我国经济转型的方向，是转到投资效益提高、资源消耗合理、内外贸易平衡、生态环境良好、收入分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这个转型，表面上看是涉及经济问题，实际上涉及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提出经济社会转型的两个重点。在经济领域，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转变。当前很难再用大规模财政和金融政策来刺激经济。在社会领域，要以城市化为核心推进转型。我国正从农业社会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社会转变。2．7亿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居住，但不能享受和市民同等的社会待遇。这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也会转化成经济问题。
1．经济转型决定中长期增长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认为，应对经济领域的挑战，要加快经济转型，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进展。迟福林指出，未来几年的经济转型，不仅对我国中长期增长有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治理格局调整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一是经济转型将释放中长期增长的动力。如果服务业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增长，将带动经济年均增长3．8—4．3个百分点，为中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二是经济转型释放的需求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超过25％。估计未来5年仍将保持在30％左右。三是我国开放转型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推动力。我国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双边多边自贸谈判进程，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由此成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力量。
2．把宏观政策调整和转型结合起来，避免在“稳增长”中埋下中长期发展隐患。迟福林认为，当前，人们对经济增长比较担心，把“稳增长”看得比较重。“稳增长”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增长的掣肘因素，通过经济转型有效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因此，主要不是在现有的旧结构下寻找“稳增长”的药方，而是在经济转型新趋势、新结构下挖掘“新增长”的源泉。如果经济转型升级能够取得突破，我国有条件在未来5—10年实现6％左右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这个增长是有质量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增长。张卓元指出，不能为了保6．5％而牺牲改革，不能为“稳增长”而把矛盾往后推。例如，如果房价还继续上涨，房贷继续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就有可能影响居民消费，使问题更严重。因此，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时，要综合考虑当前和中长期，不能为“稳增长”而给未来发展埋下严重隐患。
3．产能过剩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要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认为，过剩产能的出现，各方面都有责任。首先是“一刀切”，部委往往发文件要求地方干什么，而且有督察、有追责；其次是“一言堂”，地方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一两个人，都做同样的产业发展决策，导致产能过剩；最后是“一窝蜂”，企业往往赶时髦，不顾自身能力和条件去跟风，盲目追求高大上。“三个一”核心在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处理好。政府作用刚性很大，降不下来；市场的作用弹性很小，决定性作用上不去。
1．抓住经济转型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迟福林指出，当前结构性矛盾核心表现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需求引导供给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面对结构性矛盾，再用传统的扩大投资规模的办法刺激经济，不仅投资边际效应和对增长的拉动效应将明显递减，而且会恶化经济矛盾和问题，甚至错过化解风险的最佳时期。为此，要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着力实现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突破。一是推进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新阶段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二是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三是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深化农村改革，把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落到实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经济转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为此需要推进多方面的体制改革，努力使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在2020年达到35％以上，到2050年达到50％以上。
2．提速企业改革，打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张卓元指出，国有企业改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有进展，但进展较慢。这和对国有企业改革认识不一致有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深化六个方面的改革，但实践中一些举措并没有按这一精神落实，而是投向了很多一般竞争性行业，包括房地产。此外，要求每个国有企业都做强、做优、做大，这个很难，关键还是要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在国有企业控制力上，怎样让企业董事会有重大的决策权，也需要深化改革。曹远征指出，稳住宏观经济，基本考虑是把杠杆稳住，实质性“去产能”。这就要求尽快出清“僵尸企业”，使剩余产能实现稳定盈利，为控制杠杆和“去杠杆”创造条件。由于产能过剩大都与国企相关，只有推进国企改革，才能“去产能”。
范恒山认为，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主体，适应国际竞争和市场需求自主生产经营，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不受外部干扰。只有这样，它才能选择合适的产业，也能够从过剩产业中脱身而出。徐林认为，创新驱动关键在企业，政府作用是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激励企业家投身创新。因此，在制度上要解决激励机制问题，包括产权保护、法治环境、利益分配等。
3．适应对外开放的两个转换，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隆国强指出，我国对外开放呈现两个转换的特点。第一，面对我国比较优势的转换，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尽快转型升级；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要尽快形成国际竞争力；提升有技术含量的服务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影响；抓住以新兴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尽快使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竞争中有一席之地。第二，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调整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一是处理和不同国家的关系，包括中美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创造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二是通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体现我们作为新兴大国的影响力和国际责任。要以“一带一路”作为总统领，推进经济外交和区域合作。迟福林指出，我国新阶段的开放战略是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即由以工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一次开放”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转型。这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也是扩大开放的重大选择。这就要求以“一带一路”为总抓手，扩大自由贸易网络；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国内自贸区转型发展；以尽快建立中欧自贸区为重点，推进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
4．充分发挥政府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作用。范恒山认为，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第一，因势利导。顺应中国国情、世界潮流和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构建合理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环境，使企业朝着符合趋势的方向去努力，而不是指定性地要企业做什么。政府最重要的是控制底线，高污染、过度依赖房地产、高利贷经济这几件事绝对不能做。第二，因地制宜，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只有具有比较优势，才能激发地方经济活力，也不容易造成产能过剩。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认为，下一步简政放权重点有三个：一是提高简政放权成效，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从分头推进向协同联动转变；二是向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放权；三是加快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使之更具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1．经济转型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迟福林指出，新阶段的转型改革，涉及面广，触及到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和发展理念问题，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估计。宋葛龙指出，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越来越要求对既有利益格局进行重大而深刻的调整；从一个时间段看，改革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风险性加大；每一项改革涉及面越来越广，形成改革共识的难度加大；改革还面临着政府部门自我革命的课题，如何运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既考验智慧，也考验魄力。
2．妥善协调促转型和保底线的关系。宋晓梧提出，GDP指标是预期性指标而不是约束性指标。但一些地方政府不仅把GDP指标变成约束性指标，而且成了政治动员。一些地方政府调结构也是围绕保底线去做的。经济增长需要有底线，但关键是靠转型来支撑，而不是靠房地产、金融服务来支撑。在增长中，需要认真考虑，投资效益和环境改善了多少，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了没有，劳动者是不是得到合理的分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什么程度。
3．打破思想禁锢，不能用过去经验来看当前的改革。迟福林认为，要实现经济转型的突破，需要打破自觉或不自觉的思想禁锢，理顺五大关系。第一，处理好速度与结构的关系；第二，处理好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第三，处理好政策与体制的关系；第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五，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关系。徐林指出，城镇化进程中要让农村土地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这些生产要素和财产权得到更高效的配置，需要有好的制度安排。但目前制度安排还有很多不足，并且受到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制约，有的来自于对耕地保护的担忧，有的来自于对农民是否有能力自由地处置权益的担忧。应该看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过去有明显不同。一是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社会，非农产业和城市有很多的机会吸纳农民就业；二是初步建立了一个覆盖全部人口并且越来越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不看到这些与过去的不同，拿着历史经验来担忧未来，改革很难取得突破。曹远征指出，推进经济转型，要有相应的理论创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理论面临很多困惑，需要供给方面的经济学，需要在理论上研究如何“去杠杆”，需要“降落经济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