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可以被归结为外部关系影响和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全球经济低迷导致外需萎缩、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不利等外部关系的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风险。但风险更多是来自内部。最显性的在金融、房地产、产业转型上的问题，隐性在内需不足、体制成本上升、地方债务隐患等。
表面上看问题各在不同的领域发生，但解决这些问题似有同一味药：强化内需，发挥企业家精神，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用一个简单的比方，天冷体质弱，感冒就没处逃。体质强健，天儿是冷是热都能扛。
岛君分享来自6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风险的看法，这些观点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可能是同时并存，因此也就更加值得关注。
▌ 朱海斌：金融风险值得关注
2017年值得关注的是金融风险，比如整个经济的债务水平，像企业部门的债务，去产能过程中什么时候可以打破(尤其是)国企的刚性兑付，在2017年仍然是我们希望发生的，这些是这几年我们一直关注的。另外一个金融风险的防范，是跟今年可能召开的金融监管工作会议相关的。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提到的风险或者杠杆，严格来说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房地产风险，或者是企业债务风险，也包括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金融领域内部加杠杆的现象，像影子银行和表外的业务。
从最近几个月来看，央行和监管部门开始着手处理金融部门的加杠杆，如央行采取更加严格的宏观审慎金融监管，这也是2017年需要关注的。
从政策来看，今年财政政策会比较积极，财政赤字目标今年比去年会更高，去年是GDP的3%，今年预测是GDP的3.5%。货币政策可能会延续从2016年下半年以来相对比较中性的政策。对于中性的货币政策，我们目前的解读是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方面会非常谨慎，我们认为降息可能会有一次，但是也有可能不降，就是0到1次。降准可能没有。信贷增速会比较稳定，2017年的信贷增速目标我们认为M2增长目标将从13%降到12%，这反映了比较中性的传统货币政策。( 作者系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
通过去库存的办法把房价拉升以后，库存是去掉了，但是房地产供给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行政手段虽然能够暂时缓解问题，但是一旦反弹，就会很惊人。只有真正解决供给问题才能真正令房地产热降温。
首先，要解救中国的土地制度。一个是小产权房，另一个是土地还有没有开发余地。解救中国的土地制度阻力常常不小。导致了20个大城市房价疾速上涨的原因到底是货币发多了，还是土地减少了，还是地方政府不想要地?至今未有定论。
第二，要解决房地产的投融资问题。房地产本身有其专门的融资制度，对其如何融资、向谁融资等做出了规范。而这个融资制度本身，是想为一些低收入群体解决融资问题，不是在居民家里本来有房子的情况下，通过加杠杆，去鼓励他买房、炒房。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的做法正是通过加杠杆，商业银行直接放款出来。
第三，要解决房地产的税收制度问题。这也是大家都在争论的，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到底怎样解决的问题。
第四，要解决户籍制度问题。至今，我们也没有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通过农民进城来拉动需求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第五，要解决行政资源配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房价涨得最厉害的地段往往是学区房，或者是医院房。其背后的逻辑是，只要公共服务不均等，个别地方的房价就会涨得很厉害。
我认为这些措施是房地产破局的关键，但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我们任重而道远。(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首席经济师)
▌ 黄益平：过剩产能退出缓慢，新兴产业增长有限
我们今天碰到的经济下行，不是简单周期性和趋势性的变化，而是需要产业升级换代，这是一个大的看法。我主要担心下行压力会有的原因，就是新旧产业更替没有完成，新的产业都在兴起，但是还不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旧的很多产业将是企业过剩产能，还没有真正退出。这个过程没有完成，要说中国经济增长平稳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能不能走出下行周期，关键不是看美国，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我们的产业能不能转型，简单来说就是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从长远来看我其实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凡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企业家精神比较活跃的地方，产业转型没有问题。从短期近年来看，有很多因素支持今年的增长会比较平稳，但是我自己觉得要密切关注下行压力的风险。(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 周其仁：体制成本重新高企，经济难破重围
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 许成钢：内需不足，财政刺激难抵抗经济下滑
现在中国内部面临着比美国更严重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必须要认清楚自己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把问题推到特朗普和美国去。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美元的升值，而是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信心不足。也因为中国改革很长时间没有显著进步，一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基本上都是用财政刺激，来阻止经济增速下滑太快，并不涉及真正的制度改革。
我认为目前最重要是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内需不足的根源是家庭总体收入过低，只有裁减官僚机构，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同时大规模减税，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重新分配财富，让老百姓多拿，政府少拿，经济才能增长。当然，这可能需要长期改变的过程。(作者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 高连奎：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增大，尚无解决办法
2017年国内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因素主要还是企业和政府债务问题。第一，企业层面，融资成本高，企业债务居高不下，还会出现一大批企业破产;第二，政府债务危机也在持续增大，目前还没有解决的方法;第三，持续的通货紧缩，将会有更多的煤炭、钢铁产业逼至破产。
企业债务解决起来比较简单，只要降低存款准备金，企业融资成本就会降低，企业债务自然消失，而对于政府债务，则必须进行财税改革才可以解决，中国现在必须走出财税困境。
一个国家的财税水平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才可以，而一个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其财政税收一般要占到这个国家GDP的40%左右，这也是中国目前应该达到的税收水平。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财政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政府必须不断改革这个国家的财税制度、财税种类与财政征收方式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财政支出的加大。
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还是以企业增值税为主，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10年中，所得税将会超越增值税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收，而在未来20年后，消费税将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种。(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