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如果在20年前讲，这还不太准确，但现在就越来越对，为什么?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进入新常态，与原来单纯靠资源动员、劳动力转移不同，这个时候越来越多地要靠创新驱动。
●“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创新的竞争当然是要靠技术、靠市场、靠资本、靠团队，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当前资本不是最重要的，技术的后面是人才，技术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说“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
●“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可以靠引进和输入，有的国家，例如美国，他自身不但有强大的教育培养体系，而且还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虽然我们也可以吸引外国人来华，但是这个肯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靠我们自己的教育培养，所以我说“人才的竞争最终是靠教育”。
他，因为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中所做出的贡献而获得“2016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他，为了培养出优秀的创新人才放弃了原本最钟爱的经济学研究转而全身心地投身教育事业;他一直致力于推动“实践现代教育理念”、“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大学教改进程，是“思行合一”的教育改革家。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近日，钱颖一教授就我国经济发展、创新人才培养、央企高管EMT培训等话题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
创新发展关键
要培养创新型人才
《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能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中央也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且在“十三五”规划的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被排在第一位，当前创新为什么会受到如此重视?创新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有哪些重要意义?
钱颖一：中国之所以重视创新，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正在发生变化。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等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它们没有别的选择，创新是唯一的驱动力，他们只能依靠创新驱动增长;贫穷国家主要靠资源驱动，基本不需要靠创新驱动，可以靠模仿。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大致是这种模式。而中等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驱动仍有空间，但是与贫穷国家相比，则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低速增长。相对于20年前的中国，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但是相对于美国、日本、欧洲，我们还有很多类似“资源动员”和劳动力方面的优势，但也需要用新的方式来推动。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快递最先出现在美国，联邦快递早就有了。但是到了中国，快递有了创新和改进。在中国，现在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快递，而且速度比美国还快，这就是结合我们国情的创新。因此对创新不能理解太窄。
PayPal公司创始人、《从0到1》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来清华讲课，我同他说，在中国，“从1到N”更重要。从1到N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简单的模仿，一种是学习中创新。例如，阿里巴巴的淘宝和天猫之前有eBay和Amazon，腾讯微信之前有Kik和Kakao Talk，但是，阿里巴巴和腾讯微信结合中国市场而有了更多创新。由于中国的N非常之大，它们带来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从0到1”。因此，我把它们称为“有创新的从1到N”。
所以，我们不能忽视N的力量。在中国，N大于13亿，这里蕴藏了巨大的能量。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效益与N的平方成正比， N的平方的力量，又比N的一次方的力量大得多了。谁看到了中国的N的力量，谁就不会轻视从1到N的作用。抓住中国市场巨大的N，并在1的基础上创新，释放N的力量，这是中国企业家、创业者们难得的机会。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各种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什么?
钱颖一：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各种要素中，最稀缺的既不是市场也不是资金，而是创新型人才。我时常说三句话：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而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这三句话当中的每一句单独拿出来都值得斟酌，但是连在一起却最终形成一个有说服力的逻辑。
第一句话，“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如果在20年前讲，这还不太准确，但现在就越来越对，为什么?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进入新常态，与原来单纯靠资源动员、劳动力转移不同，这个时候越来越多地要靠创新驱动。
第二句话，“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创新的竞争当然是要靠技术、靠市场、靠资本、靠团队，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当前资本不是最重要的，技术的后面是人才，技术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说“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
第三句话，“人才的竞争最终是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可以靠引进和输入，有的国家，例如美国，他自身不但有强大的教育培养体系，而且还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虽然我们也可以吸引外国人来华，但是这个肯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靠我们自己的教育培养，所以我说“人才的竞争最终是靠教育”。
创造力来自
自由、宽松的环境
《经济参考报》：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我国教育界一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创新型人才可以通过培养产生，也有反对者认为不能。作为清华大学这样蜚声国际的著名高校的经管学院院长，清华经管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钱颖一：创新型人才的根本特征是创造力。无论是科学发现，还是技术创新，或是人文思想突破，都是创造力的体现。创造力包括至少三种创造性：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我称之为创造力“三要素”。
但是，我们惯用的教育模式和环境不是培养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的。所以，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就必须改变妨碍创新型人才产生的环境。清华经管学院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花了很大功夫。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教育历来注重知识传授，特别是基础知识的传授，这也是我们的长项。我们薄弱的地方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创造力跟知识呈正相关，但这并不完全。我的理解是，创造力等于知识乘以好奇心和想象力。随着学习时间的增加，一个人的知识会持续增长，但很可能他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会一路下降。所以并不是说知识积累越深，创造力就一定越高。这就给我们的教育提出很多新问题，我们在传授知识之外一定要在能力、价值塑造上多下功夫，因为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创造力跟好奇心和想象力、批判性思维有很大正相关性，这些既是能力也是价值取向。
清华经管学院在本科教育、硕士教育、博士教育、MBA教育、EMBA教育中一直都非常强调创造一种宽松、宽容和自由的环境。除了知识传授之外，我们鼓励学生批判性思考、创造性思维等等。只有在自由、宽松和容忍的环境中，创造性精神才得以存活，创造性思维才得以生根，创造性能力才得以发展。
我们希望并且一直致力于通过这样一种教育方式，而非简单的知识传授，让学生更加具备创新力和创造力。我们课上鼓励学生提问、置疑现有的结论。但这又不是一味地对别人的观点简单否定，而是要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分析性的不同解释与更好解读。同时，结合经管学院自身的特点，我们也注重培养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背后实际上也是一种创造精神，在这方面我们也下了很大功夫。比如说我们在本科教育方面，从2009年开始的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中就设立了三个方向：学术、创业、领导力，所以创业教育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在2013年4月，我们又成立了“清华x空间”，这是一个创意、创新、创业人才发现和培养教育平台，简称“三创空间”。我们成立这个平台的目的不是为了做项目，而是为了育人，希望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体验另外一种学习方式。这个平台也有一些课程，但最主要的是团队建设。这个平台联合了清华的14个院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跨学科教育平台，这在国内应该也是第一家。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年半，效果超出我们预期。
新形势下加强
国企高管培训势在必行
《经济参考报》：我们知道，经济管理学院除了学位教育和科研之外，另一项重要职能是培训高级管理人才，而且清华经管学院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为各行各业培养了许多高级管理人才。近几年来，因为某些原因，许多商学院停止了对国企高管的招生，而最近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中央企业中长期经营管理培训工作的通知》，并委托清华经管学院举办了首期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经营管理培训班，那么是在什么背景下，中央又重启了国企高管培训?
钱颖一：重新启动央企高管培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根据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及对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的需求。
首先，央企高管培训有巨大需求。现在央企处于重大的转型升级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企业走出去、创新等这些在新常态下都对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次发布的新的规范中，国企管理人员培训有了一个新名字，叫作EMT(Executive Management Training)。E(Executive)是高层的意思。但是与EMBA项目不同的是，首先，EMT是一个培训项目，不是学位项目;再者，学院对这些国企高管们采用单独编班制，而不是跟其他学员混合编班学习;第三个不同则是在经费使用上，可以使用企业的培训经费，这些培训经费既可以用于企业职工，也可以用于高管培训。
《经济参考报》：我们也听说这个文件的出台与清华经管学院做得很多工作密不可分，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吗?
钱颖一：说到这个问题，首先要介绍下清华经管学院的顾问委员会。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曾经出过一本书，这本书的英文版名字叫“Dealing with China”，翻译成中文就是《与中国打交道》。其中有一章叫作“School for Success”，即“追求卓越的学院”，专门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清华经管学院成立顾问委员会前后的一些故事。
成立学院顾问委员会是朱镕基老院长在辞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职务前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他在2000年10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顾问委员会会议，而第一任的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是鲍尔森。顾问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成立高管培训中心。这是当时借鉴哈佛商学院的经验，鲍尔森是哈佛商学院的MBA。哈佛商学院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企业影响力，除了它的案例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之外，《哈佛商业评论》也非常有影响力，再有就是高管培训。所以高管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鲍尔森对它很熟悉，又是哈佛商学院的校友，所以他通过联系哈佛商学院当时的院长，在2001年帮助我们学院成立了国内大学商学院中最早的高管培训中心。在成立以后，我们就联合哈佛商学院举办了最早的培训项目，当时就有国企高管人员参加。
《经济参考报》：高管培训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钱颖一：这与上世纪90年代末，朱镕基总理领导的国企改革有关。他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发现，最缺乏的是管理人才。管理人才怎么培养?有各种方式，可以通过MBA，但是MBA学生通常都比较年轻，20多岁，还需要一段时间锻炼。而已经在岗位上的40岁左右的高层管理人员如何培训?有两种渠道：一个是非学位的管理培训，还有一个是从2002年开始的有学位的EMBA教育，他们的共同点都是针对高层次管理人员，是40岁左右的人。
这个顾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虽然在不断更新，但是今天仍然还有2000年成立时候的委员。比如，鲍尔森仍然担任顾问委员会名誉委员，约翰·桑顿自2000年便一直担任顾问委员会委员至今，并也担任过一届的顾问委员会主席。
正是桑顿，他在2015年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上针对国企高管培训的事情提出了建议。他说，我们当初成立顾问委员会的一项初衷就是要为国企培养管理人才，十几年后的今天，培养国企管理者仍有必要，因此需要有相应的政策。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016年9月，中央出台了一个新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举办“EMT培训项目”的方案，并委托清华经管学院举办首期班。
《经济参考报》：朱镕基老院长曾经也极力推动国企高管的现代管理方面的培训，您现在的想法和他当时想法有什么共同点?
钱颖一：国企高级管理人才短缺的问题始终存在，在这一点上，现在与当时面临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是，当前形势较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90年代，国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脱困”，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但是挑战并不比那个时候低，甚至更高了，因为现在的企业面临的问题更为多元，更为复杂。企业的竞争环境是全球化的，还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问题，面临着在互联网情况下怎么创新的问题，等等。国企高管的整体学历肯定比那个时候高，但是需要学的东西也比那个时候要多得多。尤其是现在遇到的国际环境更复杂，90年代末中国还没有加入WTO，中国经济远没有像今天那么开放。现在中国不但加入了WTO，还成为了推动贸易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而原来推动全球化的发达国家，现在开始出现逆全球化的态势。从国内情况来看，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主要靠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对管理人才的要求更高，需要学习的新知识更多，同时也要有更多的创新意识，这些跟过去也不太一样。
用经济学思维
推动教育改革
《经济参考报》：我们发现，自从您担任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后，您更多的是关注大学教育问题，并且最近还出版了《大学的改革》这部有近90万字的教育学力作，您的经济学背景对您从事教育工作有哪些帮助?
钱颖一：我是经济学者，并不是教育学家，但是因为身为院长，使得我在本职工作的位置上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一边改革。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非常受益于经济学的训练，以及所熟知的中国经济改革、金融改革、企业改革。教育改革和大学改革尽管与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情况不完全一样，但你会发现还是有不少类似的地方。
在思想和思路方面，经济学的视角和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对我在学院里推动教育改革特别有帮助。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看问题的出发点是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我们假定人是理性的、资源是稀缺的，这是经济学基本的出发点。在分析框架中，经济学习惯于在约束条件下做优化，约束条件包含技术条件约束、财务约束、资源约束、制度约束等。在约束条件下，我们不一定能达到最优，但是努力可以达到次优。经济学讲求效率，所谓效率就是把产出做得更大。再者，经济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理解人对激励做出反应。激励问题很重要，也许别人推动一项改革时不会考虑其他人怎么想，但我们会考虑。将这些思路放在一块，使得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在考虑改革问题时，我们会比较现实。
另一方面，从改革经验出发，中国经济改革包括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各个方面，都积累了一系列在中国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经济改革中实行过“双轨制”，而我们学院在推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曾经实行过“三轨制”。再比如公司治理改革。80年代后期开始我就在这方面做研究，到企业做过很多调查，明白中国企业里公司治理的复杂性。我们从那里知道了有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之别。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企业改革的方法都搬到大学改革中来，因为企业和大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大学里有一个群体叫教师，有一类问题叫学术问题。
在学术问题上，要教师说了算，要由教师民主决定，这就是“教师治学”的含义。在这里，教师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在企业里，不存在像学术自由、学术争论、学术判断这样的问题，这是大学里的特殊问题。但是在大学的行政管理方面，跟企业实际上是很相似的，也需要科学制度才能把事情落实。大学同样也有外部治理的问题。企业的外部治理中有股东，但是大学没有股东，却有校友。大学也有外面的监管机构。因此，经济改革中的不少思路对大学改革非常有帮助。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关键在落实改革
《经济参考报》：最后，我们还是希望您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谈谈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
钱颖一：这个问题还必须回到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再出现过去那种10%、8%的高增长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就会下降到发达国家那样低的程度，因为中国经济还没有那么发达，中国还有两亿多农业劳动力，我们的城镇化还有巨大的潜力。当然这些都是潜在的增长源，说明未来经济实现中高速的增长率是有可能的。不过要让增长潜力变为增长现实也是有条件的。国际上，我们希望全球化的趋势不要出现大逆转。在国内，最主要的是要继续深化改革。现在改革方案都有了，改革的思路也都是对的，关键在于落实。只要将改革真正落到实处，付诸实施，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