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正在步入尾声，世界经济形势愈发扑朔迷离。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曾定言：世界进入了新的危险期。更为甚者，有人断言：欧债危机进入了高危区和“生命危险期”。处在这样的节点，各国都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全球金融处于综合平衡的关键性交汇点，如果这个交汇点的平衡能维持下去，那么全球经济就能走向复苏；如果平衡无法维持，全球经济将陷入不可收拾甚至难以挽回的局面。
今天，我们上海国际金融学院与世界银行联合在这里召开第八届国际金融中心论坛，作为一个专业的独立论坛，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对金融中心在未来的发展提出专业意见，因此我把演讲题目定位在多重时代的金融中心领导力。这里面有两个观点是比较新的，第一是我自2007年以来经多年观察思索提出的关于“多重时代”的概念；第二是关于多重时代的金融中心困局怎么来化解，化解的支点是什么？
全球金融步入多重时代
2012年全球金融正站在一个开启多重时代的起点上。一方面，危机的类型多样化兼同步化；另一方面，金融中心交易紧缩而风险与成本居高。
所谓多重时代，它是21世纪以多极经济为基础、多重危机为特征、多重制约为常态和多重失衡为规律的特殊时代。多重时代与单一时代存在着两大区别：一是危机的类型多样化兼同步化，二是金融中心交易紧缩而风险与成本居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多极经济为基础。“多极经济”概念出自世界银行的专题报告，他们在大量研究基础上提出多极经济发展这样一个新的世界地平线。这个报告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有预见性的报告，它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未来的趋势。
二是以多重危机为特征。这里所说的多重危机，一是指数量众多，2007年我们的研究发现，全球面临着金融、粮食、能源等30多种危机。二是指结构复杂，如美国由次债危机引发主债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危机的构成从银行信用到政府信用、从房地产信贷到金融衍生工具、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相互交叉重叠，剪不断理还乱，深深地扭曲了金融中心的市场与秩序，乃至以华尔街为标志的全球金融中心交易活动受到干扰，而这仅仅是开始。
三是多重制约常态化。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感觉全球危机趋向复杂化。当年年底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将面临10种最复杂的局面，其中之一就是全球将会对中国的发展提出各种各样的刁难与制约，我们该如何应对。
四是多重失衡成为规律。这里说的多重失衡包括：第一，世界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超前消费、产业转移、资本透支，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背上了贸易盈余的包袱，资本受到发达国家拖累；第二，产业中心与金融中心严重失衡：一方面制造业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另一方面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风险和资产风险越来越多地向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体倾斜；第三，全球债务与债权角色的严重失衡：位居全球金融中心前列的美、英、德、法、意等五国分列外债排行榜前5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增至8.1万亿美元，但是全球的外债余额是56.9万亿美元，严重失衡，外债余额的承担国就是发达地区的世界级金融中心，或者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国家。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看到西方金融中心的觉醒，民众认为现有的金融体系剥夺了他们的就业和权益，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包括在哈佛大学也出现了经济学课堂上有100多个学生同时站起来离开教室，这也是一个信号。
以上四个特征构成了我所说的多重时代。2012年，全球金融正站在这样一个开启多重时代的起点上。对于这样一种情势，全球都在思考该怎么办。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有没有人在领导；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充裕的资金来平衡这个局面。现在全球的格局处于一个交错的平衡点，如果有一点倾斜失衡，局面将是不可收拾的。
我们要看到，单一时代和多重时代有三大差别，即美元主导、南北资金流向和经济高度集中，到了多重时代就形成多元化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多元经济。到今天为止，虽然美元体系的实际地位在削弱，但是美元作为一个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以及偿还货币的地位并没有消失。现在某些国家在平抑全球的失衡中显得更加老练世故，要建立新的联盟与准则，这种新的联盟准则能够把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搞得更加复杂混乱。这样，世界经济也许会混乱十年，但是这个十年乱的当中怎么乱，我们怎么鉴别这种乱，在乱中我们怎么保持自己的清醒与策略，我觉得这一点十分重要。
最近，我们注意到美国把政治资源、经济资源、金融资源，甚至军事资源，进行了新的组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全球的金融架构和整个产业链的体系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金融中心在全球竞争的策略是三个方面：软实力进入到巧实力，巧实力进入到危险的全实力。在这三个实力中，尤其是软实力和巧实力的主要提出人和解读者，就是哈佛大学的学者约瑟夫·奈。他最近提出来一个理论，叫金融反恐平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中国有可能抛美国国债，我们美国的对策可以通过停止向中国进口来制约你，这样一种平衡，但是实际上这个平衡并没有发生，为什么呢？中国从来没有去大量抛美国国债，而且仍在持有，处于不得已和无奈的持有，而美国的宽松量化货币政策使人民币客观上贬值了。这是一个非常微妙复杂的时代特点。
各国金融中心领导力的困惑
世界金融中心首次出现这样的现象，即金融危机集中发生在所有发达的经济体，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中心则相对较少地受到欧美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呈现健康稳定的状态。
前任IMF总裁康德苏和WTO的总裁素帕猜都在金融危机后强调领导力与改革的问题，他们认为现在各方面的掌控能力在削弱。很多欧美领导人说得多但是不做，或者讲具体的东西比较多，而战略性的东西比较缺乏。因此，2011年是西方金融中心最为困难、最为混乱，也是最难把握的一年。在美国，纽约作为头号金融中心，它的交易地位已经削弱了，20%高端的金融人才已经离开了华尔街的投行，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些人都招来，我们要办一个华尔街吗？我认为没有必要。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重建一个华尔街，没有必要重蹈欧美已经失败失落的体系。
还有我们特别要注意，美国人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特质，就是重视替换和实用，因此他在全球的地位不断处于膨胀与收缩、崛起和衰落之间，这是美国的思想方法。我们往往没有理解到美国的领导力有这样一个特征，他比较适应这样一种情景，我们前面讲的混乱中不断改变它的联盟与准则，实际上是他领导力的一个特点。
再来看欧洲，现在欧洲的领导格局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政党政客与技术官僚之间的轮替。今年以来上台的几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都是技术专家或工程师。这个状态，一方面也许可以让我们看到新的治理格局的出现，另外一方面他们缺乏政党支持，能不能维持这样一个格局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欧盟整个过程的发起就是德国和法国在政治联盟上达成的统一，当初德国什么事都愿意干，什么钱都愿意付，现在欧盟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德国不愿意为欧洲的其他国家掏腰包了，于是僵持在那儿，这是非常麻烦的。欧盟的民众不愿意吃苦，因为一紧缩，大家要紧缩腰包，闹事的人特别多，所以政府不愿意为人民买单，民众不愿意吃苦，我认为这是欧盟最大的问题。本质上是人的生活方式在抵御，这种危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金融危机了。
亚洲的领导力比较特殊，它正处于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大家知道，东京、新加坡、香港、上海、孟买、首尔、吉隆坡，以及利益范围划入亚太的悉尼和洛杉矶，均可归属于亚太金融中心。这些国际金融中心所在的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美日同盟、东盟加中日韩，以及近期美国、俄罗斯的西进与东进，均将各自金融诉求纳入区域竞争，使得利益与货币离散的亚洲时区始终交替于经济动力和合作阻力的浑水之中。
世界金融中心首次出现这样的现象，即金融危机集中发生在所有发达的经济体，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中心则相对较少地受到欧美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呈现健康稳定的状态。这与上世纪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大多发生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欧美金融中心往往置身度外形成鲜明的对比。
2011年全球金融中心的困局告诉我们，领导统御已超越汇率利率政策，成为金融中心发展的首要因素。这在领导资源匮乏的今天显得特别稀缺与珍贵。
守住金融改革的底线
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初讲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一直讲了十几年，最后我们发现现在这个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审慎、诚信、可靠、适度，只有守住了这个底线的原则你才能成功。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讨论，面对这样一些困难，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换句话说，拿什么来化解困局？我提出一个“金融保守”的观点。金融保守不等同于保守主义与金融压抑，它也不是反对金融创新，而是为其提供更好的补充。近30年全球化的正反经验表明，金融保守缺位不仅是欧美国家的问题，也是全球各国领导哲学贫乏的通病。英国和美国作为近现代两大金融强国，各领金融风骚上百年，奥秘在于这两个国家的决策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坚持金融保守。伦敦金融中心的适度开放和“原则监管”的适时实施，是英国金融保守的两大亮点；纽约金融中心繁荣时期恪守的分业监管和9·11后实施更严厉的《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表明金融保守与国家实力呈正相关关系。包括所谓最成功的金融家索罗斯、罗杰斯和巴菲特，他们实际上也是最保守的，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而那些像雷曼兄弟或曼氏公司则越过了底线而破产了。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初讲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一直讲了十几年，最后我们发现现在这个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审慎、诚信、可靠、适度，只有守住了这个底线的原则你才能成功。
我们现在有各种市场经济思维和金融理论，从金融自由到金融激进和各种商业模式，在市场上发展了十几年，最后我们仔细想一下为什么最创新的华尔街出了大问题，我们就要考虑什么才是真正的金融创新。真正的创新不会超越金融保守的底线，也不会打破杠杆适度的界限。凡守住底线的金融创新才能成功；而不适时宜的固步自封和无所作为，也会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实际上，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在金融保守底线上取得的成果，而一旦超越失控，则形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因此，我们所处的多重危机时代，迫切需要长期缺位的金融保守恢复应有的地位。如果说20世纪是金融创新过度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是金融保守归位的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讲，长期注重金融保守，应成为所有决策制定者、金融从业者和企业家急需形成的共识。
我们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海啸和债务危机是金融底线失守的结果，欧债危机也是追随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创新吞下的恶果。随着欧洲部分国家领导人的技术官僚化，收拾旧残局的攻坚战和回归金融底线的持久战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欧盟将成为金融保守的重要领地。
事实上，在欧债危机爆发初期，敏感的经济学家提出世界将进入十年混乱。然而混乱在何处？如何在混乱中保持清醒？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进行反思。应当清醒地看到，近十年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美国正在新兴国家崛起和西方发展相对停滞的状况下维护其领导权杖，维系其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新兴国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第二个华尔街。找不准自我定位，将在混乱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其中最大的代价是错失正确定位而贻误的战机。另一方面是要反思国际金融知识体系。多重时代的一个显著危机，是经济学和商学院知识体系的危机。越来越多的现实证明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和滞后性，用别人的钱赚钱而不承担责任的某些商学院传授的知识理念，仍被不少缺乏批判能力的青年职业经理人奉为圣经至宝，严重腐蚀了社会的信用底线。某些国际金融认证体系中的缺陷，更是助长衍生品泛滥的工具。而对这些危机的无知则是最潜在的危机。
我们来看曾经有过的教训。典型的例子就是冰岛，美国次债危机一出现冰岛就爆发危机了。冰岛的失败在于它过快地从一个“渔业立国”变成一个“投机国家”，还有像地中海那些金融中心如雅典、里斯本，他们没有守住稳定的底线或者信用底线，所以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很多缺陷，然而最大的危机是对知识的危机没有意识，我认为这是更大的危机。
除了要反思金融中心定位，反思金融知识体系，我们还要反思主动金融战略。2008年我提出主动金融战略，就是定规则、定产品、定价格、定人才。现在，我们发现，这“四定”的主动权还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当然情况有所改善，比如说人民币的定价权我们部分能得到，但是根本上没有转变，所以我觉得还是任重道远。在未来十年混乱中，更应保持冷静、韧劲，内化主动金融能力。否则将难以驾驭金融格局，掌控必要的制规权和定价权。
中国有13亿人口，是社会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巨大动力，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巨大隐患。数学上的概率，一旦进入13亿人口体系，就会从小概率扭曲成“大概率”（绝对量），从而成为各种风险的集聚点，尤其是金融领域。所以在中国的财政金融决策中，应该充分估计到“大概率”的风险度，审慎坚持金融保守底线，这是中国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领导统御的重要特质。因此，我提倡在金融中心发展与改革创新中，应坚持金融保守底线的三道防线。
首先，国家的金融决策应该坚守金融稳定的底线。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是最大的底线。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主要金融机构应在金融保守的基调下，将“战略守线、战役求胜、战术求精”作为各项金融决策和改革创新中的三个原则。所谓战略守线，就是在顶层设计金融总战略时要坚持“守中有进、新中有度”的基调，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适度的持久增长与适度的通胀率，坚守一定规模的农田总量、一定规模的信贷盘子和绿色金融指标等。在未来30年的开放中，应该坚持有底线的开放和开放中的守线。所谓战役求胜，就是要么不做，要做便要求成，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金融中心的关键战役中更应坚持。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战役成果，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今后几年特别要谨防某些国家在多边机制与双边机制混合体中形成新规则，围堵人民币在新兴货币市场中的份额。所谓战术求精，就是在未来金融市场的各项改革中，要精确把握各种度数。
第二道防线，是将地方金融平台列为金融守线的重点。近年来，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地方金融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上海务实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创造了四个中心整体发展的成功经验。但是，过度的投融资也已成为我国部分省市地方金融平台的常态，一些二、三线城市片面热衷于区域金融拓展规模和同质化竞争，造成资源浪费、规划雷同，严重影响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由此，国家在加强对地方金融平台的指导与监管时，要给予有针对性的量化管理，引导地方建立科学合理的地区金融规划、投融资底线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确立以地方金融底线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控模式，按年度进行考核评价，并作为地方金融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引导地方政府构建审慎金融的理念与文化，作为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
第三道防线，是要使理性诚信成为植入民众金融行为的内涵基因。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众一方面成为经济增长的获益者，另一方面也成为金融投机思想的受害者。尤其是近几年泛滥的“不差钱”观念，与当年充斥日本民众中“买遍世界”的膨胀心态有类似之处，严重误导了民众的金融行为和理智。作为娱乐，你讲讲“不差钱”是可以的，但是从财富管理和社会认知的角度看，这就是一种误导。反观发达国家金钱观念的价值导向，更注重正确的定位和正确的用途，如崇尚“聪明的钱”的风气，推崇“钱是用来帮助人的”理念等。因此，我们应着力建立民众金融文化行为的长期培育计划，引导民众养成理性和诚信的金融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