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是能够自我调整的。”在近期接受新京报专访时，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中国经济的韧性就是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这个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主要来源于市场。
他认为，经济在调整时候，要接受这个现实，给未来的经济回升准备好条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使未来经济能够有回升的基础。政府支出重点要从过度投资转向重大民生问题，解决新城镇居民落户问题、社会保障覆盖问题和住房保障问题等。货币政策不能再宽松了，要回到中性的货币政策。
不要一看到投资放慢就惊慌失措
新京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数据显示，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增速回落。今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的表现会是怎样的?
王小鲁：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反映的消费放缓趋势我认为是对的。大体上，现在是处在消费趋缓的过程中。消费为什么趋缓?经济在趋缓，消费当然也会趋缓。只不过，消费的变动可能在经济变动后面，它是一个滞后的变量。如果经济增速降到6%，可能消费增速过一两年才掉到6%或以下。
所以，消费趋缓这个现象也很自然，不要大惊小怪。但能够做的是，我们通过积极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使得未来消费回升能够看得到。
新京报：认清楚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需要考虑哪些点?如何把握消费所在的位置?
王小鲁：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其实主要是若干年来的结构失衡导致的局面。到去年为止，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最近美国公布了新的加征关税方案，计算直接影响的话，从原来10%增加到25%，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影响也就是0.2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它是在中国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出现的。
总需求不足，过去我们一直采取的对策是用扩张性的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来应对。用凯恩斯主义理论来讲，投资和消费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消费不足，我用扩大投资和货币刺激来弥补，也能拉动总需求。但是你持续多少年做这个事，会是什么结果?结果就是在总需求结构中，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比重越来越小。投资扩大了，当年可以拉动总需求，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又增加了总供给，又会导致新的供求失衡。而且投资扩张，实际上会压缩消费。因此投资比重越来越大，导致过去这些年来产能不断扩张，多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光靠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来应对，等于靠投资去拉动投资，再去拉动投资，这种自我循环是维持不下去的。近几年，投资率有所回落，但仍然远高于正常情况。
要使经济恢复增长动力，要求结构恢复平衡，首先是投资和消费之间要保持合理的比例。现在总体上是消费不足，导致内需不足以带动经济增长。实际上这几年经济自身在进行自我调整，使投资放慢，这是正常现象，不要一看到投资放慢就惊慌失措，就搞刺激政策。这恰恰会抵消经济自发调整的积极作用，带来更多问题。
新京报：这个比例的差距还有多大?
王小鲁：我认为，现在投资率还比合理情况高约十个百分点，消费率低十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平均而言，消费率60%多，投资率30%多，这是个比较合理的比例。而过去十几年，投资率从30%多上升到40%多，高的时候差不多50%了。现在又退回来一点，还有40%多。消费率从60%多，最低的时候跌破了50%，现在回升一点还是50%多。跟过去的正常情况相比，还差十个百分点。
现在经济在自发进行调整，例如民营企业投资在减速。它已经产能过剩了，你还在刺激它投资?所以经济自发调整，就是市场要求压缩投资，让消费率相对回升。但在这个大形势下，消费增速也会放慢。
政府支出重点应从重投资转向民生为重
新京报：在讨论中国经济时，目前一些专家学者谈到“中国经济韧性”。你怎么看?
王小鲁：中国经济确实很有韧性。过去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后来也过去了。往远了说，1989年、1990年，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困难，经济增速掉到4%左右。但是1992年以后增速回来了，为什么?政策改变了。1992年以后要加快改革开放，好多政策又回到改革的轨道上，结果经济增长又起来了。
1998年的时候，国内经济也碰到困难，时间上和亚洲金融危机重合。但是缓了一两年又起来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口下跌，当时是采取了大力度的双宽松政策。现在回想，如果当时不搞过度刺激，经济能不能回升?不但能回升，可能还更好一些，现在面临的麻烦会少得多。当时是过度宽松、投资过度扩张。其实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不搞过度干预，中国经济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是能够进行自我调整的。
所以，经济的韧性就是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这个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主要来源于市场。不是说经济增速掉下来了，政府就必须刺激，必须拼命把它拉起来。我们对市场的认识需要回归合理，不要嘴上说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一遇到问题就总认为政府要扮演主导角色。
经济自身有恢复能力，必须认识到这种恢复能力，然后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位。
经济在调整时，需要接受这个现实，一方面要减缓负面的冲击，同时要给未来的经济回升准备好条件，就是通过一系列改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使未来经济能够有回升的基础。
其中，政府支出重点应从重投资转向以民生为重点，解决户籍、社会保障覆盖问题。货币政策不能再宽松了，要回到中性的货币政策。当然过紧的货币政策也是有危险的。
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可对冲外需下降
新京报：在经济调整期间，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王小鲁：在调整期间，政府做什么事情更合理?与其把更多的钱用在政府投资，投资又没有回报，借的债还不了，不如把这些资源用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上，这样是不是更合理?
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户口，大多数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城镇就业也就4.2亿人，其中超过一半是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的主体部分没有纳入社会保障，没有户口，这个问题要解决。
要解决这些人在城市里安家落户，要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政府要花点钱，但是这样会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他们住下来，敢消费，敢花钱，意味着经济增长就多了一个拉动的力量。外需靠不上，为什么不去开发内需?
解决这些问题，能够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拉动作用，完全可以弥补外需的下降。如果不去解决这个问题，还要扩大政府投资、货币放水，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新京报：不久前也有一些政策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其中，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王小鲁：这当然是个进步，关键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实。2012年国务院就有文件，新型城市化要解决1亿人的户籍问题，现在解决了一部分。真想解决这个问题，力度要加倍。
提到户籍和社会保障，有人说政府要花多少钱，有些说法是夸大的。给城市户籍，意味着理所当然要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谁承担责任?其实不是政府，而是企业，社保缴费主要是由企业承担。但是，一下子那么多人进来，都让企业给他缴费，对企业来说承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做的只是减轻企业的缴费负担。现在社保缴费占了工资总额的40%，要把幅度压低，需要具体算账，到什么程度合理。养老保险从20%降到16%，降了4个百分点，但还不够，企业压力还是相当大，还要继续降。
那政府怎么办?我觉得重要的是，拿出足够量的国有资产来补充社保基金。政府资源就要更多地转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把无效投资减下来，也要把大量低效的行政管理支出减下来。
再有，保障房的问题。怎么解决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年轻一代不断成长起来，他们大都自己没房子，面临结婚，可能就只能是几代人的钱放在一起，买一套房子，可能还得背债，需要不断还债，你还敢消费吗?因此在商品房之外，还要扩大保障性住房供应，让中低收入居民有房住，这也包括城市外来人口。也应该有一套更完善的标准，什么人有资格住经济适用房、廉租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