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金融要素纳入增长理论很有必要
我们习惯于企业或个人的微观行为逻辑，但用个体行为逻辑去推导宏观的结论很容易出错。
比如，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如果企业生产效率更高、技术进步更快，它就能够赚更多的钱，这是对的;但如果这个社会上所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都变得更高、技术进步更快，企业还能不能赚更多的钱呢?这个社会的钱会不会更多呢?
答案是不会。
假定我们所说的钱是银行存款，货币银行学告诉我们，全社会的银行存款是由贷款创造的。无论企业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如何提高产量，如果没有信贷的增长，全社会的存款不会相应增长，企业的钱就不会更多。
再比如，个人节衣缩食，可以省出来更多的钱;但所有人都省钱，是不是大家的钱都会更多呢?答案也是不会。所有人都节约，全社会购买力可能不足，全社会购买力不足可能导致物价低迷和企业信贷下降，全社会的钱反而更少。
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发动机。第一个当然是生产率的提升，同样的投入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第二个是与生产率提升相匹配的名义购买力提升，也就是名义金融资产的增加。过去经济增长理论当中主要关注前者，不关心后者，不讲信贷，认为信贷只是在短期内的波动问题。
实践当中，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在长时间内面临广义信贷的不足，由此带来了持续的购买力不足和物价低迷，这对经济增长不是短期的影响，而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讲，把金融要素纳入增长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但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在理论界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政府结合民间：把广义信贷顶上去
中国的宏观经济在过去十几年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
2012年以前，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购买力这个发动机运作得太快了。生产率这个发动机虽然也很快，但相对于购买力来说不够快。购买力增长过快导致了通胀，经济过热。这个期间内，增长最快的都是重资产行业、“借很多钱”的行业。由于正好处在产业发展高峰期，借钱也能还得上，这些行业越借越多，导致购买力发动机增长过快。
2012年以后，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重资产行业高峰期过去了，轻资产的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更有增长潜力。这些行业只借很少的钱，不需要太多信贷就能迅速成长，比如BAT这些大型企业。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贷款下去了，购买力发动机一下子就垮下去了，全社会面临通缩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政府把广义信贷托上去，不要让购买力发动机熄火，拖累实体经济增长。如果没有政府债务扩张，我们大概算一下，过去五六年中全社会名义信贷增长速度连8%都不到，名义GDP连6%都到不了，真实的GDP当然更低，经济会比现在困难的多。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需要通过自身债务扩张把广义信贷顶上去。但是不能总是靠政府信贷撑着全社会广义信贷增长，要通过结构性改革释放民间信贷活力，最好是两者形成互补的合力。
从广义信贷创造的角度看，中国和其他国家横向相比已经非常依赖于政府信贷了。2018年下半年政府信贷有所收缩，广义信贷就垮掉了，全社会购买力也随之垮掉，经济一下子陷入严重低迷。
从增量的角度看，广义信贷有半数来自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行为推动。日本企业的信贷全是负的，企业不贷款只还钱，居民不买房不贷款，日本的广义信贷100%都是靠政府支撑信贷，这有很大的问题。中国现在正往日本这个方向去走。
改善土地金融模式，空间还很大
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土地金融模式，是受到了一系列约束条件的影响——
包括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在内，我们的不同土地供应有较大差异;地方政府不能发债，还面临诸多发展任务，中央政府对大部分地方项目建设也只有很少的配套资金支持。
在上述各种限制下，才会出现现在的土地金融模式。这种模式确实实现了基建的发展，很多地方的城市发展和工业增长形成了良性互动;但也付出了代价，比如房价虚高、投资过度、债务风险、贪腐等等。
这是不是最优的模式?不谈约束条件就无所谓最优，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但可以有另外的模式，可以让土地不那么贵，农、工、商用地可以同权。政府卖地的钱可能少了一点，但政府可以举债做基建，可以通过税收做基建。换一种方式，会不会比现在这种更好?
时过境迁，环境变了，改善空间还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