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市场是配置资源、分散风险的工具，是交换关系的总和。而交易所则是市场的高端形态，是权益和大宗商品的高效率交易市场。交易所在中国并非完全创新事物，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初期形态的交易所。
中国的交易所市场在近二十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但有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近十多年来还组建了一批产权交易所和其他新型地方交易所，这些交易机构为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资源优化配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目前来看，中国交易所业态发展是非常不足的。中国权益类的资产有多少，中国大宗商品类的资产又有多少，根据粗略估测有上百万亿，而目前中国交易所林林总总几百家，真正的年交易额与所应该服务的标的对比来看，中国交易所业态发展非常不足。不足导致的后果就是，大量的权益类的应该在交易所流转，但得不到流转。最典型的现象就是中小企业投融资，这类权益本来应该在资产交易市场流转，使投融资更便捷、成本更低。
再比如，中国金融资产130万亿多，除掉少数股票、公共基金、一部分债券外，根据我们的测算，三分之二的金融资产没有交易市场。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交易所业态面临重大的发展契机。
交易所的改革使命
应该明白，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交易所，中国的社会转型需要交易所，中国的公众投资也需要交易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交易所不是发展太多，而是发育不足。在政府的规范治理下，中国的交易所市场会逐步走向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本质来讲，交易所这个业态的社会职能远大于经济职能。我一直倡导交易所公司制，强调内部约束激励机制及运行效率。与我们所说的事业单位相比，公司制更符合现代企业要求。但是，如果谁认为交易所是挣钱的平台，那就大错特错，交易所本质上是公器，社会职能远远大于经济职能。
因此北交所集团的企业文化很重要的一条叫做“社会效益为首，经济效益为本”。在所有重大判断之前，我首先判断的是社会效益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若是负面的坚决不干。这是中国交易所非常重大的关口。通过这一轮整顿，中国交易所业态将以更高的效率和更诚信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迎来更大的发展。
但是，中国的改革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平衡行政权力。制衡行政权力有多种选择，法律、宗教、文化和市场等，市场是最有效的制衡行政力量的选择。放眼全球，哪个国家的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其行政力量就被有效地平衡。这就是中国选择市场化改革方向重要的一个原因。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交易所业态作为中国市场化的高端形态，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也正是包括北京交易所在内的从业人士极高热情和虔诚的心态在推动交易所变革的原因所在。
目前在中国交易所业态发展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传统习惯和既得利益安排。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次中国政府自我约束、自我校正、自我管理的过程。行政配置有好处，效率高，手起刀落，没那么复杂，用市场配置反而复杂，但从长期实践来看，市场手段对于解决经济问题是最长远、最有效、最低成本的手段。
交易所需要“刮骨疗伤”
但是近几年来，尤其是近三年，中国交易所业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盲目发展，各种各样的交易所出现，乃至产生了龙蛇混杂的现象。一些新成立的地方交易所，往往未经前期市场准备，便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仓促上马，并开始大张旗鼓进行“业务创新”，这些交易所所谓的“创新”突破了产权市场业务边界，与监管要求背道而驰，出现了一些人们不愿看到的乱象：如个别地方交易机构在股权、艺术品、贵金属等交易中，采取了拆细、连续交易和面向不特定公众等明显带有证券化交易特征的交易模式，给市场监管带来极大隐患；一些交易机构甚至还存在投机炒作、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也影响到整个产权市场的声誉。
交易所乱象之所以产生，里面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国市场体制的不发达，规则的不完善，很多本应由市场承担的功能都交由各级地方政府来掌管，各地政府在发展冲动的驱动下，违背市场规律大建快上交易所，以至于出现了行政主导、条块分割、追求表面政绩的现象。
殊不知，交易所本身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业态，它需要相当多的资源环境做条件，在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与监管能力严重不匹配的情况下，交易所的大量出现隐含着很大的市场风险。
产生乱象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部分交易所的逐利倾向。很多人把交易所当作了一个赚钱的工具，而交易所作为社会公器，其首要职能是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
为此，国务院11月11日正式出台文件，要求对交易所进行清理整顿。客观来看，这次清理整顿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实际上是中国交易所业态承担更重大职责、更大规模发展之前的整顿，是为更好地发展中国的交易所市场而进行的一次“刮骨疗伤”。
正如同前些年国家清理整顿小煤窑进而带来了今天煤炭业的大繁荣、大发展，今天对那些不合格交易所的清理整顿，也是为了让整个交易所市场能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地发展，使其真正承担起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任。只有将不合格的改正过来，才能促进业态更规范，更稳定向前发展。
国务院此次出台38号文件，让产权交易所更加明确了自身的业务创新底线。创新是永恒的话题，发展是基本的任务，在创新与发展的前提下，能做的事情接近于无穷尽。但是，最重要的是知道什么不能做，知道了什么不能做，就知道了底线，股权拆细交易的不能碰、连续交易的不能碰、面向公众投资人的不能碰、集中竞价与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的不能碰——这将成为今后中国产权交易所发展的四条“铁律”。
北交所引领“中国式”创新
北交所近三年来进入了大体量倍增阶段，连续三年翻番，在规范的前提下创新是我们发展的动力。但是，市场创新与交易监管是永远的矛盾，旧的解决了，新的还会出来。正是在这一对矛盾的博弈之下，市场才充满生命力，以很警觉认真的态度在向前发展，中国的交易所业态正是在创新与监管的博弈中前行的。
我们一直在讲，交易所业态有一个很好的学生，就是中国的产权交易所，它实际上是中国交易所业态中体制机制最具活力且最靠近市场经济的一股力量。中国目前产权交易所大概六七十家，基本都理清了与政府的关系，例如产权交易所与国务院国资委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大用户”与“交易平台”的关系——当年正是国资委这个“用户”，选择了产权交易所作为其所管理国有资产的交易平台。且他们对于自身制度体系、交易系统的认识和使用也到了比较现代、比较成熟的阶段。
所以说，中国的产权市场，作为中国交易所业态中既有别于高端的、国家法定的金融交易平台，又有别于类似于天津文交所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比较民间化平台，是有中端力量的。所以我们始终珍惜这种机会和信任，在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快速的发展。
以北交所为代表的中国产权市场实际在探索资本市场发展的中国路，中国国民财富的形成、流转和配置的逻辑，与发达市场完全不一样，因此，中国走出一条资本市场发展的独特道路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可能对资本市场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这就是包括北京产权交易所在内的中国产权市场所做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现在最缺乏的企业家是制度创新型企业家，我们在思考、策划、推动交易所业态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这种自觉性和意识，我们可能在为中国甚至为全球做了某种制度上的创新。
在中国产权市场这个新兴行业，北京产权交易所集团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机构，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更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之前提到，中国交易所对中国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相关行业转型升级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我所带领的团队对这件事情有近乎于痴迷和狂热的程度。有很多朋友问我都55岁了，为何还如此坚持地折腾着，原因只有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我找不到比这件事情更让我兴奋，更让我愿意投入的职业快感，所以我珍惜并喜欢这件事情，我的团队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