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4日-6日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主题演讲中强调“非法集资是恶法”，并以当下热议的吴英案为例，感叹当年邓小平保护年广久的旧事在今天难以重演。
张维迎所言之“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虽已过去近30年，但至今仍是我国个体经济发展绕不过的标志性事件：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雇工人数8人为界，超过则构成“资本家”的定性。而其时年广久雇工不仅超过8人、且对工人有粗暴行为，于是围绕年广久“剥削的资本家”的争论弥漫全国。基于此，1984年10月，邓小平以其远见卓识，将肯定年广久上升到保护个体经济发展的高度，以“事后追认”的形式有力推动了改革进程。
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而言，“事后追认”对于深化改革而言，不仅具有偶然性，更具有必然性—因为，基于改革实践的摸索特征，以及改革力量的平衡属性，对诸多领域(禁区)的突破，不得不采取“先尝试后追认”的办法。而在诸多偶然性事件充斥的改革过程中，因原有法律、规章严重滞后于改革实践，对部分改革实践进行阶段性的抑制、乃至打击亦是一种必然。而在阶段性的冲突之后，经济发展对陈章旧习的倒逼力度又必然会逐步加大，从而造成“事后追认”之于深化改革的必然性。
当然，相对于由系统的顶层设计依序推动的改革而言，“事后追认”固然是深化改革的次优选择。但是，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转轨国家而言，先验性的完美改革路径均不可能存在，而在实践中、博弈中形成的“事后追认”模式，不得不屡次成为深化改革的次优选择。
回顾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事后追认”屡次成为深化改革的次优选择：1978年，由小岗村18位农民私自尝试的土地承包，可谓违反了其时农村集体主义的天条，但是在其时如潮般的争议中，1982年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不仅对小岗村的尝试予以肯定，更是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全国范围推广，由此全面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上世纪80年代初，因价格双轨制形成的“计划内”与“计划外”的价格落差，使得其时全国“倒爷”可谓遍地走，而由此对“投机倒把罪”的触犯，仅1982年即判刑多达3万人左右，但在我国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不得不再次用“事后追认”的形式于1997年取消《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上世纪90年代初，各地纷纷通过承包制对集体企业的僵化属性进行突破，其时中央在一定时期的静观之后，于2003年不仅对之进行“事后追认”，更由中央发文全面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国有企业(含集体企业)改制。
再回到张维迎对“非法集资是恶法”的呼吁现场、回到当下对系列民间金融案件争议潮起的当下舆论，我们发现这是基于金融垄断对民企发展形成持续抑制的情绪反弹。这种情绪反弹的背后，是金融制度改革相比当下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是金融资源在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严重错配。这种情绪反弹的诉求，是试图再次以“事后追认”的方式，通过次优选择促进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必须承认这种诉求的合理性。虽然，对于金融体制改革而言，我国于1990年底分别成立了上交所和深交所，并于2009年7月A股市值首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我国银行业亦于1998年起通过持续注资和剥离坏账，以近4万亿元的代价全面启动国有银行改制，并于2005年后陆续推动国有银行上市，此后数年我国银行业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更是年均高达40%以上。但是，我国证券市场膨胀发展的收益方，除极少数民企外，绝大多数为国企所分享，散户投资者的亏损占比更是“十居其九”。而我国银行业的高速赢利，并非来自其业务模式的创新，而是持续依赖于利差垄断获取—利差垄断得以持续的基础，恰恰是对民间金融的持续抑制。
对民间金融的持续抑制，往往以民企的受伤为代价—这是因为，与国企可以相对低成本从银行借贷，以及可以通过股市、债市和信托等多元渠道融资相比，绝大多数民企不仅融资渠道单一，而且往往正规借贷无门，从而不得不高息从民间借贷。由此而论，更多的所谓“非法集资”是基于客观无奈的选择，而非主观故意的欺骗，这就是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非法集资是恶法”言论获得热烈掌声的原因所在，这同样亦是吴英案英当下舆论争议潮起的根源所在。
绝大多数被迫无奈的所谓“非法集资”，确实到了需为之“事后追认”的时候，国有金融垄断之幕的撕开、民间金融开放之幕的拉开亦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建立在抑制民间金融基础上的持续利差垄断，不仅已让民众因负利率剥夺而难以有效推动内需增长，更让民企因融资渠道收窄(融资成本高企)而难以承受。
当然，对于改革开放已33年的当下而言，应该说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早应列入深化改革的日程之中，而不应持续依赖于“事后追认”来对深化改革形成突破。但是，基于当下相对停滞的改革而言，我们不得不勉为其难地认为，“事后追认”仍应是深化改革的次优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