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作者简介：莫光辉，男，法学博士，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广西大学中国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研究”(项目号：15BMZ057)、2015年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广西村落变迁进程与农村治理转型研究”(项目号：KY2015YB022)、广西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广西精准扶贫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研究”(项目号：XBS16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从国内学术界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产业扶贫研究按照笔者的观点可以集中在针对产业扶贫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类研究和产业扶贫的运行机制机理的研究。已有的产业扶贫文献梳理的产业扶贫主要问题包括政府的行为异化问题、产业扶贫的实效性问题，以及产业扶贫的副作用问题等。对于政府行为异化问题的研究，学者胡振光、向德平从参与式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多元主体与地方政府主体间地位的不平等及互动不足，以及多元主体的互动参与的应然性被异化为政府主导下的被动参与的实然性。产业扶贫中的副作用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村庄原子化溃败、农民对党政工作和形象不认可，还有学者认为农村产业扶贫项目中存在贫困农户参与难、农产品收益逐年降低的问题。对于产业扶贫的实效性问题研究，主要是探讨地区产业发展到底在什么程度上带动了贫困者脱贫，产业扶贫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被扭曲的程度，是否达到了期望中的效果。针对产业扶贫的实效性问题，另有学者从精准扶贫的角度进行了结合研究。如马楠认为产业扶贫精准度的关键有三方面：产业发展方向精准定位、市场稳定发展精准政策、扶贫成果保护精准保护。而产业扶贫的运行机制机理研究侧重从产业扶贫内部运行的机制机理以及影响产业扶贫效果的重要变量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如有学者对城乡统筹系列制度安排与产业扶贫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新阶段的城乡统筹发展系列制度安排，促进了生产诸要素资源向农村和农业的回流与聚集，利于产业扶贫实现组织形式创新。还有学者对生态减贫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进行探讨，黄承伟以贵州省草场畜牧业绿色产业扶贫的个案为例，总结了其将减贫与生态二者有机结合的减贫经验。也有学者将应该打造跨区域扶贫产业区，实现资源的统一配置，提高规模效益、资源配置效率和扶贫效果。还有学者如孙志国研究了特产资源的地理标志保护与特色产业扶贫，建议制定地理标志特产的国家质量标准;充分利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整合名优特产的品牌;实行一县五种国家地理标志特产政策;实现跨省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名优农产品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
通过对产业扶贫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总的来说，产业扶贫的相关研究成果是近几年才开始逐渐增多的，对于扶贫开发工作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而从当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战而言，产业扶贫策略是否需要进行调整?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提出了哪些新要求?产业扶贫如何做到更为精准?产业扶贫如何构建企业和贫困人口的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产业扶贫如何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和企业的盈利空间?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我们对以往产业扶贫实践经验和问题进行有效梳理，以便挖掘产业扶贫的学术增长点，提出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路径优化策略。
产业扶贫的内涵是通过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结合开发式扶贫的政策，通过开发当地的内生性资源，培育农业建设产业化，实现农民自我发展和脱贫致富。从概念界定而言，农业产业化可以称作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一体化，起源于二战后农业振兴时期的美国，而后传入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它主要是依靠经济和法律关系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其核心是一体化结构体系的建立和运作。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产业扶贫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农产品为原料，以加工或销售企业为龙头，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支柱产业，通过拳头产品带动基地建设，通过基地建设联系千家万户，从整体上解决贫困农户的温饱。
而实际上，产业扶贫与我国的农业产业化是密切关联的，产业扶贫的诞生归功于我国的农业产业化进程。从历史背景来看，我国农业产业化是在1993年正式提出的。第一个开始尝试并被国内所公认的农业产业化发源地是山东潍坊。其产生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与发展。后来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1992年到1993年间正式成熟并逐渐壮大，特别是在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指出，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业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从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趋势。论及农业产业化与扶贫的关系时，就需要联系到我国贫困的基本国情。我国从1978年至今，已经实现了6亿多贫困人口脱贫。而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属于农村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大都拥有农田，能够依靠的主要是农业，而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就能直接最大限度地与贫困人口关联，帮助他们实现增收与发展。所以，我国在以往的扶贫开发过程中，农业产业化是带动大量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由此可见，产业扶贫仍将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更为重要的减贫作用。
我国产业扶贫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实践探索，已经形成了多产业、长链条、多路径的产业化扶贫态势。关于产业扶贫的模式，不同的学者多采用不同的维度进行归类分析。笔者从产业类型、贫困户受益模式两个方面探讨梳理产业扶贫的主要发展模式。
从产业类型来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传统的农林种养殖为基础的产业扶贫，另外是以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为基础的旅游产业扶贫。第一类是比较传统的农林种养殖产业扶贫，这类扶贫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农林作物的种植和养殖，与政府公司企业合作社等多方协作，形成有机的共同体。将初级产品纳入供销链中，实现农产品的产出销售一体化，以及对初级产品进行一定的粗加工、精加工，及其他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方法，从而达到产销链条化，节约成本，提升效率，使得收益扩大化，进而使农户特别是贫困户从中得到帮助。第二类旅游产业扶贫是近几年来发展得比较迅速的一个产业扶贫模式，旅游产业扶贫是通过开发拥有独特先天优势资源地区的方式，建设旅游景区，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进而带动一系列能使地区发展增收的方式，如农家乐、特色产品生产销售、饮食消费等。该模式的特点是充分发展利用当地的自然、人文资源，吸引游客前来旅游，进而带动地区整体发展，从而使贫困户受益。
从贫困户受益模式来看，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是以“企业+基地+贫困农户+合作社”为主要模板以及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在政府的指导监督下，企业、合作社、贫困农户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通过发挥各方合作优势，使得产业扶贫利益最大化。而且各方签订合作协议时，政府和合作社才会尽量维护贫困户的利益，保证贫困户能够从产业扶贫中受益。从产业扶贫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结合互联网+、大数据、高新技术等方式逐渐成为主要趋势。如电商扶贫、构树扶贫、光伏扶贫等都是我国扶贫发展的一些新机制，拥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尝试“公司+农户+互联网+产业”的运作模式，将各种最新的科学技术、物联网、互联网等综合运用到产业扶贫过程中去。实际上，这一个趋势预示着扶贫越来越信息化、精准化、高效化。因为互联网、大数据的加入，产业扶贫在收购、加工、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都获得了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因此，也能更大程度地惠普更多贫困人口。
贫困地区的道路、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贫困户面临启动资金不足、农产品销路不畅、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风险，以往的贫困农户很难依靠自身力量发展农业，小农种植效率低，难以形成规模化、高科技的农产品。产业扶贫通过贫困农户土地入股等多种合作方式将农村分散的土地资源组织化、规模化，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脱贫效益明显。以湖南省在“十二五”期间的扶贫效果为例，2010年湖南省全省脱贫工作重点县人均纯收入3209元。在五年期间，湖南省建造了多个扶贫产业基地：如柑橘、茶叶、油茶、中药材和旅游等总面积达2000多万亩。另外，2014年启动的“百企产业扶贫”工程，以及实施的“双千”产业扶贫项目，至今已经有1000多家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参与扶贫产业发展，其中参与省级扶贫重点产业项目的有200多家，如湘西酒鬼、湘西药业等企业，直接带动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近40万人持续增收。截至2015年底，全省贫困人口减少到约465万人，较2010年底减少541万人，减少538%，51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503元，可谓成效显著。
产业扶贫的发展也同时带动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其带动路径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从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一、二、三产业并重的方向转型。在贫困地区，目前的产业扶贫已经逐渐摒弃以前只有初级产品没有次级产品的做法。具体来看表现为重视高端产品的深加工和生产，产业链条的加深加长。信息化、高端化、链条化、品牌化成为产业扶贫的转向特征。第二条是生产性服务业正逐渐兴起，其表现为近年来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产业扶贫正在悄然兴起，与生产性产业相结合，带动了一批以生产、销售、观光、服务为主线的“旅游—产业”扶贫路线。而且随着旅游产业与电商互联网扶贫产业的兴起，提供了众多的生产性服务岗位，如农产品销售、物流、货物储存与分配、办公清洁和安全服务、农产品的电子商务等岗位。另外，在江西上饶市发展的旅游产业扶贫，在68.7万贫困人口中，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扶贫产业的贫困人口就有13.5万余人。旅游产业为贫困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大部分农民借此机遇，通过开办农家乐、到旅游企业务工、到住宿餐馆、旅游商店上岗。而且旅游还带动了餐饮业、农副土特产品加工和包装销售、旅游纪念品开发，甚至房地产业、客运业等也蓬勃发展，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得到挖掘与展现，从而带动了贫困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我国的贫困状况来看，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的联系相对比较分散，在他们之间缺乏一个固定的信息资源链接桥梁和协作的机构，就贫困户个人来说也缺乏相应的社会支持。而在产业化中协同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好能满足贫困农户的需求，以及产业扶贫的组织化需求。农业生产合作是由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在技术、信息、资金、购销、加工、贮运等环节开展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功能来说，其能够给予贫困户一定的支持、沟通和引导，满足了产业扶贫中的组织化需求，解决了贫困户之间的土地分散不成规模、抗风险能力低、信息渠道匮乏等问题。我国政府这些年也逐渐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在多种政策法令中给予农业生产合作社优惠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十八大以来，各种类型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快速发展，逐步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力量。截至2014年6月，全国家庭农场有87万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40万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万家。产业扶贫的发展给农村民间建设的组织化提供了条件和机会，组织发展起来的合作社反过来又利于当地产业的发展。总而言之，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与产业扶贫密不可分，相互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利于农村的经济产业发展和社会稳定。
产业扶贫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品牌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带动地区的整体化发展，进而为贫困人口就业创业提供了平台。产业扶贫的规模越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能迅速吸引企业，社会的投资与参与，还为农民创业提供了条件与平台。以广西的旅游产业扶贫工作为例，2016年3月,广西旅游扶贫就业专题招聘会在马山召开。现场200多家旅游及其相关产业企业提供了5000多个工作岗位，内含酒店、宾馆、旅行社、旅游车船企业、景区景点、乡村旅游区、农家乐、旅游购物店等工作单位，全区近万名贫困户到现场应聘，岗位月薪均超过1500元，不少群众当天即跟招聘单位达成协议，签订了就业合同。在农民创业方面，以湖南江永县为例，自2015年以来，江永县7460名贫困人口参与电商产业，84个贫困村和62个村创办了网店和电商服务站，4233名贫困人口通过电商实现脱贫。其中的千家峒瑶族乡刘家庄村，有15名农民工创办电商村，带动了本村和辐射周边四个村100多户贫困户发展电商致富。
我国的扶贫模式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种：对口帮扶、金融扶贫、生态移民搬迁、整村推进、教育扶贫以及产业开发等。而且以往多为救济式扶贫，只注重短期的效果，长期效果不足。而产业扶贫在我国已有的模式当中，在可持续性及创收的效果上，都明显优于其他几种模式的扶贫。而且近几年我国的产业扶贫越来越能够向“造血式扶贫”方向靠拢，开始针对解决贫困户的教育程度低、专业知识缺乏等问题，开始兼顾贫困农户的内生力的挖掘，如通过教育培训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强调对贫困农户进行长期有效的农业科技知识的培训，培养农户在农产品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及市场方面的了解度和专业度。如四川省在产业扶贫教育培训方面可谓典范，2015年9月份，四川省农业系统继续坚持以往的优秀做法，启动实施了“万名农业科技人员进万村开展技术扶贫行动”，主要针对贫困村的贫困户、贫困村委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县乡四级联系贫困村的农技人员。全覆盖技术培训行动通过农技人员带领的院坝会、示范现场、巡回观摩、田间学校等方式一对一开展技术培训，其中的培训内容为我国的扶贫政策方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农村工作方法。
产业扶贫还促进了我国众多龙头企业的发展，截至2014年6月，我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12万家，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数量有1253家。在产业扶贫中，龙头企业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结合农户基地发展降低了成本，赢得了社会效益与社会声誉，同时还能获得国家政府的政策优惠和扶持。其一是企业的产业成本下降，相对于在劳动力市场雇佣劳动力，结合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发展补充劳动力更节省公司企业的对接成本。而且通过与农村专业合作社合作，贫困人口更容易管理，组织化程度更高，运行更有效。而且将产业园区建立在贫困地区的成本相对更少，为企业减少了相应的开支。其二是赢得了社会效益与声誉，公司企业通过产业结合国家的扶贫攻略，承担了社会责任，如能有效完成贫困农户脱贫的任务，在宣传中也能赢得社会的声誉，提升了公司企业的社会知名度和信誉度。其三是在产业扶贫中，国家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和补贴。如广西地区政府每年的配套资金支持，还有企业入驻前五年内的所得税优惠如“免征五年，减半增收五年”的政策。
(一)协调规划不足导致的产业趋同
在产业扶贫中，容易出现区域性、局部性的产业趋同现象，给产业发展和贫困农户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出现产业趋同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府盲目的“拍板执政”以及趋利性导致的不尊重市场规律。因为在比较短期的时间内，同一地区能够发展的产业有多种，但是盈利更高的产业很可能集中地被政府列为首要发展的项目，而政府没有能够注重市场的规律性，协调配合发展产业，导致短时间内的产业趋同现象。如2015年在广西的一些贫困县区如凭祥市、崇左市的一些乡镇，出现了扶贫产业种植的黄瓜发生滞销的现象，黄瓜的价格从一开始上市的三四毛降到市场过于饱和后只剩下成本价的两毛钱，当初听从政府指令种植黄瓜脱贫的农民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究其原因，还是当地政府部门官员没有经过一定的调研和地区间协调，且没有尊重市场规律，导致了“拍板子执政”。二是区域政府间的协调不足，因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竞争关系，所以地方政府发展产业时，会有意无意忽略产业间的协调发展，难以制定具有客观性、可行性、执行性的区域性产业发展规划，从而导致地方产业在区域内的不协调发展。就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蒋秋桃接受采访时呼吁，要谨防扶贫产业趋同。在对口帮扶过程中，一些部门选择的扶贫项目多为农林经济作物、养殖业和初级加工业等。如果相邻村镇发展相同或相近产业，可能带来不少问题。
(二)贫困户受益低和利益联结机制缺乏
在产业扶贫中，由于联结纽带机制较弱以致贫困户在产业扶贫中受益程度不高。当前贫困农户的利益分享度不高，利益大多被大户、政府及龙头企业所持有，即扶富不扶贫，扶农不扶贫的现象。而且多元主体间的命运联结机制不够公平。如湖北荆楚地区的烟草种植产业扶贫，烟草扶贫产业在当地发展的效果也不错，烟草公司给不少农村投资援建，达2090多万，加上蔬菜合作社投入200多万元，以及政府财政扶贫的投入，让村庄获得了发展。2014年当地大户们的户均收入加上政策补贴能达到13.98万元。但是因为散户和小户、贫困户的土地主要都流转给了公司和大户，也没有形成其他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导致除了大户之外的普通农户几乎没有从产业发展中受益太多。笔者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与龙头企业间的利益关联与政府脱贫绩效监督机制的不足。当前产业扶贫的模式大多为“农户+企业+基地+合作社”等等模式，但是在扶贫过程中，最关键的变量就是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这一变量决定了贫困户脱贫的效果。而且公司企业更多的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动准则，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农户显然无法和龙头企业抗衡，因此贫困农户的权益更容易受到损害。
(三)风险的抵抗机制不健全
在产业扶贫中，风险是常伴随的一大问题，对企业、政府来说，风险的打击不至于致命，但是贫困农户承受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与技术风险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当前针对农业产业化风险机制的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讨论和研究，但是对产业扶贫中针对贫困户的风险防范机制的理论关注与具体实践都存在不足。因为企业在市场中遵循的是“理性人”的逻辑，容易导致企业在扶贫中对风险机制关注不足。首先在产业扶贫以“贫困农户+企业+合作社”的体制中，很少有专门的政策条例对贫困农户的利益进行保护，如当自然灾害来临时，受损的利益是否全让贫困户承担?政府与企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条例或者政策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减少贫困农户的损失?以及在市场风险发生的时候，是否能建立一个契约，当产品滞销时能够给予贫困农户一个高于市场价，且能保护贫困农户最低利益的收购价格。就说前面提到2015年广西一些县市出现的产业扶贫黄瓜滞销问题，当时因为天气原因，一些地区的黄瓜推迟了20天才上市，导致上市时的市场价格已经趋近成本价，毫无利润可言。但是政府在当地只做了产业扶贫生产黄瓜的政策指导，并没有考虑到潜在的风险问题，也没有相对的补救补偿措施。因此瓜农们是毫无保护地暴露在市场和自然的巨大风险之中。其二，技术风险。如何给予农户足够程度的农业科学技能培训，保证其对新产业作物，或是接触新生产模式时能够减少错误的发生。在笔者多年接触扶贫问题和实际调研中，发现以上提的这些问题，能够对其进行思考和做出措施的地区很少，而更多的地区是没有关注到风险的发生和预防及应对。
(四)专业科技投入结合不足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各类高新科技层出不穷的新时期。我国产业扶贫科技投入不足、结合不紧密的表现有三个：一是专业农技人员紧缺。二是产业不够高端化。三是前沿科技结合不足。首先，在产业扶贫中，对专业农业技术的投入和教育培训普及仍然不能够满足广大群众尤其是贫困人口的需求。我国一些省份如四川、甘肃、河北等已经开始开展农业科技人员下乡辅导农民的科技教育活动。如河北省2016年4月就曾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开展省农业科技扶贫“十百千”示范工程，以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助力扶贫。该县各乡镇的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种植大户、生产技术能手等400余人参与了针对种植品种、病虫害防治等知识的科技讲座。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该县贫困人口8万余人，除去种植大户、合作社成员外，专业的科技人员只剩下不到两百人。根据笔者调研的经验来看，贫困农户更喜欢接受手把手地、更具体的农技指导，而不是简单的接受培训课程。因此笔者认为当前下乡的专业的农技人员仍然比较紧缺，难以满足数量更为庞大的贫困户。其次，产业不够高端化，没有形成产业链，附加值产业发展不足。如广西地区富川和威宁县的产业链问题，他们的产业都缺乏特色，都只有初级产品，没有深加工及后续加工链条。而且因为蔬菜、水果都有季节性，放的时间很短，没有加工就存储不了。即便有一些小的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小，处于产业链末端，产品的附加值低。组织化程度低，分散农户面对市场，风险也很大。最后，前沿科技，如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的科技在产业扶贫中的结合融入不足，当然这些新技术仍然处于萌芽阶段，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进步。
(五)对绿色生态的保护有限
在当前产业扶贫中，对生态绿色的关注与结合不足。在笔者看来，产业的发展要依托于良好的自然环境。一个生态自然环境存在问题的地区，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和极大制约。以具体的畜禽产业污染状况为例，我国每年畜禽养殖业总COD排放量达到1268.3万吨，占总农业污染的95.78%，达到工业污染的2倍。总体来看，仅养殖业的污染情况就十分严重。而且我国的贫困地区大都集中分布在中西部的山区，自然环境大都比较恶劣，生态基础非常脆弱。比如广西有49个贫困县，其中 28个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区石山面积达8.95万平方公里。由于农业产业化发展及村庄拓展，石山区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水土流失逐年加重，旱涝灾害日益频繁。我国过去的扶贫没有注重到二者间实质的协调互促发展的相互关系。如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调研结合当地的生态资源，乱发展不符合实际的产业，最后没有取得收益，还浪费了土地和资金，破坏了生态环境。
产业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取得减贫成效的主要路径之一，也是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而精准到户、因户施策的精准扶贫策略最终的落脚点在于贫困户和贫困人口。一方面，企业通过产业扶贫带动和辐射贫困户和贫困人口，使得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在参与产业扶贫过程中不断掌握提高产业生产工艺技能，实现脱贫致富;另一方面，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娴熟的产业生产技能也会极大地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和产业链延伸发展，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盈利空间。
1.精准扶贫成效需要产业扶贫精准。从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来说，第一步就是要做到精准识别，通过对精准识别人口产生贫困的原因进行分类帮扶，重点在于强调扶贫开发的精准性，精准性是扶贫开发工作的本质所在。精准扶贫战略要求产业扶贫应精准到具体的贫困户和贫困人口，针对不同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的产业基础、文化差异、技能差异、年龄差异、性别差异等特殊情况，因户因人实施产业帮扶策略，通过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参与产业扶贫增强内生发展能力，促进贫困户和贫困人口有效、稳定、持续脱贫致富。
2.产业扶贫精准是精准扶贫内涵的延伸。精准扶贫方略的提出和实施为产业扶贫的发展提供了新价值取向，就是产业发展要与精准扶贫有效结合，产业扶贫要让贫困户和贫困人口真正受益。产业精准扶贫意味着企业需要运用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等多种发展方式，精准对接好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因户因人实现产业扶贫的精准化。如企业通过金融融资、土地入股、提供就业等有针对性的吸纳贫困人口参与产业运行过程，使贫困户和贫困人口成为企业产业发展的主人，共同承担和分享企业产业发展的风险和红利，实现贫困户、贫困人口的企业发展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耦合，从而产生出产业精准扶贫的最大效益。
新时期的精准扶贫方略，既要强化政府对扶贫开发工作的主导性，也要重视多元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引导性。产业扶贫也是政府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效方式，产业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的新要求。笔者认为，产业精准扶贫需要有效结合区域特点，有效结合贫困人口，有效结合绿色生态，有效结合科学技术。
1. 产业扶贫与区域特点有效结合。产业扶贫与区域特点有效结合的具体路径主要从生产与销售两个方面进行有效结合。首先，是产业的选择要精准对应区域的特点，即地方的自然生态环境适合选择的产业是什么，当地的传统优势产业是什么，而且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小区域与邻近区域间的精准协调，制定有效精准的扶贫产业生产规划。不要形成同一地区间协调不足或是政府盲目选择产业导致的恶性竞争，要抵制密集化、爆发式的产业发展。其次，是市场销售路径的精准化。在笔者看来，制定有效精准的产业生产规划前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市场销售的可能性与风险性。在生产前就将预生产的产品对接到需要它的市场中去，实现产销一体化，消除中间等待的时间环节，通过精准对接减少成本，精准化减少未知的市场风险，促进产业生产与销售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
2.产业扶贫与贫困人口有效结合。产业扶贫与贫困人口有效结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有针对性地将贫困人口吸纳到扶贫产业发展链条体系中。这首先要求精准识别适合参与扶贫产业的贫困人口。然后通过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和脱贫计划，将贫困人口根据实际情况精准恰当地安排到扶贫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如生产种养殖环节，或是精加工环节，或是市场销售对接的环节。从扶贫产业链多个环节创造就业岗位，使贫困人口通过就业获得经济收入。二是要构建企业盈利与贫困人口获利的产业扶贫利益共享机制。一方面，企业在产业开发和发展过程中需要坚持以贫困人口的利益为核心，让贫困人口精准共享产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企业通过贫困人口参与产业发展，实现企业的盈利空间，形成贫困人口——企业双向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企业和贫困人口在产业扶贫中的共同发展。
3.产业扶贫与绿色生态有效结合。产业扶贫与绿色生态的结合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并要求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把扶贫开发和绿色增长结合起来，推进绿色减贫。2016年7月，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6年年会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会中就以“绿色减贫”为焦点进行了许多探讨。在笔者看来，产业扶贫与绿色生态扶贫的有效结合依赖于两个路径：一是依托当地自然资源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友好型产业。二是对生态基础差的地区进行逐步改善。产业扶贫与绿色生态有效结合，应该因地制宜，效仿创新或开发出如光伏扶贫、构树扶贫、生态旅游扶贫等新兴生态扶贫产业模式。其次，对生态基础较差的地区采取生态改善和修复的做法，促进生态环境的有效恢复和保护。
4. 产业扶贫与科学技术有效结合。在笔者看来，高新科技在产业扶贫中的应用是影响扶贫效率上限与效率的重要因素。而产业扶贫与科学技术的有效结合，一是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主要包括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户的技术培训力度和加大专业农技人员的培养。二是加快加强产业扶贫的高端化进程，即重视新近农业科技的投入，延长产业链，重视附加值高的精加工环节。三是注重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信息技术与产业扶贫的结合，如通过电子商务中心、电商平台等多种互联网平台实现各种产业产品线上线下互动销售。
(一)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
结合精准扶贫理念，在政策规划和各方协调上实现精准性。如政府在未来的产业扶贫中，应当注重自上而下，从规划分布到实施执行细致、精准、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精准地将各方资源，发展规划，整合协调在一起。首先，精准协调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合理的产业分布，以及产业结构关系。避免地区之间产业过于集中，造成产业过密化而降低收益。相同地区内部之间的产业结构关系和分布也需要通过政策规划进行有效调整。此外要协调好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格局，避免恶性竞争。其次,要求精准规划好产业链的建设和延伸，谋求产业利益的深化与拓展，扩大产业的效益范围，还要让产业与产业之间能够相对结合起来。最后，政策规划要求能结合长期短期、分时段、有依据、产销结合、有安排、精准地针对产业发展进行规划，满足贫困户在短期内尽快脱贫的要求，以及在长期内致富，拥有抵御返贫风险能力的长远要求。如贵州省安龙县农望合作社在规划的过程中即做到了产销结合，在生产种植前就与浙江百兴食品有限公司、黔西南吉仁堂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深加工企业)签订了三方购销合同，很好地解决了生产的后顾之忧，节约了时间成本，还调动了积极性。
(二)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
结合精准扶贫理念，将贫困户与产业发展精准捆绑，并精准共享发展成果。利益捆绑机制就是精准地将贫困户与公司企业进行捆绑，并确保产业扶贫中的多元主体按照实际情况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参与中的各方拥有对应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在这一方面，需要注意调动政府、贫困户与企业的积极性，形成多方积极参与、相互帮助、努力合作的良好局面。如在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的过程中，做好挂点干部与产业贫困发展户的对接，由干部直接负责到户、到人。并对其脱贫绩效实施考核，将考核结果与晋升荣誉等激励机制精准结合。而对于企业，应该要摸清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经营能力和诚信情况，以协议、合同等明确扶贫的“责、权、利”并加强监管，确保龙头与农户形成真实的利益共同体，以体现精准扶贫的内涵。另外还要确保扶贫产业的成果如何精准共享到贫困人口中。让贫困人口能从产业发展获得应有的收益，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如减税或补贴补偿的手段，让企业与合作社拥有相对于社会其他企业的优势，从而协调好参与各方的利益关系。
(三)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
2016年6月，中国保监会与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保险业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意见》从精准对接、脱贫攻坚等方面，明确地提出将精准扶贫重点放在农业保险、民生保险和产业脱贫保险服务三大领域。在笔者看来，当前我国产业扶贫中的风险防控机制不足，在产业扶贫中，贫困户比企业和合作社更为脆弱，抵抗自然的、市场的、技术的风险能力不足。应该建立以贫困户利益为中心的风险保障机制，主要通过扶持合作社、政府企业合作给予风险保障、农业产业扶贫保险业三个方面。首先是扶持合作社。对于贫困农户来说，加入资金实力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合作社利于降低个人的风险。因此政府有必要在未来加大对合作社的建设与投资，从政策与资金层面给予合作社更多的支持，特别要精准帮扶那些吸纳贫困户比例特别高的合作社，进而鼓励合作社更加积极地带动贫困户。而且合作社自身有必要加强建设发展，积极吸引投资，强化自身的角色功能。其二是精准对接好“真贫”人口，要求政府、企业合作给予“真贫”农户一定限度的风险保障，即风险来临时，通过农业保险或者是政府、企业共同承担损失的方式，精准化地为“真贫”的农户减忧。如广西贺州市产业化扶贫中对初级产品采取的保底措施，如脐橙和淮山药，公司企业会给予一个最低的收购价格，保证在遭遇市场风险时，农户不用承受过多的损失。其三即从国家层面倡导发展的农业保险、产业脱贫保险方面入手，为贫困户购买一定限额的保险，提供补贴补助，为他们增加一层利益保障。
(四)通过绩效考核有效实现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
结合精准扶贫理念，精准运用绩效考核结果，监督保证绿色生态与产业的结合。即以绿色减贫作为产业扶贫的基本结合点，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发展诸如光伏扶贫、构树扶贫、生态休闲旅游扶贫等绿色产业。通过绿色产业发展带动绿色产业品牌的推广，如生态养生旅游，并通过大数据对农村绿色产品进行精准化推广销售。就以光伏扶贫为例，光伏扶贫目前在安徽、宁夏、甘肃等多个省份都已经开始推广。光伏扶贫不用耗费任何资源和副产物，只要有阳光，就能够不断地创造产值，其零污染的特点在诸多产业中是当之无愧的。另外，要实现有效的生态产业扶贫，还应该通过政府的脱贫绩效考核进行精准管理。具体来说就是将生态与产业发展结合程度纳为政府绩效考核的一个指标，并授予其一定权重。在审批产业项目时，不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产业，污染严重、副作用较大的产业，一律不准通过，实现精准管理。这些方式能有效地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保障绿色减贫的实施。由此通过政府绩效确定生态在扶贫中的重要地位，激励政府部门在扶贫行动中不忽视生态这一重要维度。
在当今的数字化时代，应该结合高新技术助力产业发展，以及助力精准扶贫的发展。应该在产业扶贫中引入互联网+与大数据等新科技元素，助力产业扶贫的高效化、精准化、高端化、信息化。首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能够帮助我们从信息获取与甄别上提供更有效的路径。比如用大数据结合精准扶贫，精准对接到每一户贫困户，因异施策，对不同的致贫原因采取不同的应对手段。而且用互联网技术对贫困户的脱贫情况进行精准管理，打破地区、领域和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将碎片化的信息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对贫困人口有效甄别，保证贫困退出机制的有效执行。从电商扶贫来说，可以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对未来的市场进行精准的预测，预测分析各地区各产业的可能需求，进行精准营销，从而降低市场的未知因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其次，通过大数据对项目、资金进行精准化的管理，准确掌握扶贫项目的效益和发挥作用情况，以便及时调整政策，避免项目失误和资金浪费。最后，还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推广产业发展与生态结合的产业扶贫实践经验和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