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3年，站在新一轮政经周期的起点，“改革”再度成为热词。
2012年年底，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时如是强调，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背负130万亿资产总额的中国银行业，对其而言，2013年，将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既是过去十年的终结，又将是下一个十年的起点。
此时，离上一轮启动划时代的国有银行改革已是十年，离中国第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上市已近8年，同时，中国金融业“三驾马车”分业监管体系建立亦十年。
毫无疑问，过去十年，乃是中国金融改革激荡之十年，从技术性破产的边缘“起死回生”到历经金融危机洗礼后成功“逆袭”，从亚洲最坏的银行再到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十家占据四席，不过十年光景，中国金融业经历了一场凤凰涅磐式的改革与再造。
如果将过去十年做一个切分，前一个五年，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核心的整个金融改革，因危机而生，又因危机而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金融体系急风骤雨般打击和摧毁，深刻触动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决心，直至2003年，背负两万亿不良资产，严重资不抵债的国有商业银行，掀起了背水一战式的股份制改革，随后，国内大部分主要商业银行纷纷摆脱历史包袱、改制上市，中国银行业基本完成了“形似”上的量变。
后一个五年，中国整个金融市场改革又因危机而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刚刚通过股份制改革重塑体魄的中国银行业成为中国对抗金融危机的根基与先锋。
然而，随之而来三年超过25万亿的天量信贷，再度暴露了中国银行业粗放式规模扩张的弊病，借用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的话说，“一些银行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
这五年，中国金融市场，中国经济，乃至更广袤的世界金融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而这将决定中国银行业下一个十年，无论改革与转型，其将身处何种大周期之下。
一方面，对于银行业所依存的中国经济而言，其改革与增长的话语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正如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所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过去支持高速增长的一些有利条件，包括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成本的优势以及出口的快速扩张，已经开始消失，GDP增长潜力已经从过去的10%下降到8%左右。”
这意味着过去五年，中国银行业30%-40%增长态势将会难以持续。
另一方面，正在推进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将使得中国庞大的银行体系不得不直面金融脱媒、竞争加剧、利差缩小和商业模式转变的多重压力；近年来，商业银行纷纷试水的向小微企业金融转型、试水综合化经营、以及国际化探索，都为未来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一句话，站在下一个十年的起点，转型已是迫在眉睫。接下来，中国银行业如何从形似到神似，从量变到质变，在“改革开放”这把总钥匙下，银行的出路只能是转型。
银行改革步入“深水区”
2009年，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一年，当年银行体系新增贷款创纪录地高达9.59万亿元，增速则高达31.6%，此后三年，银行业的规模扩张与资本约束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关键性议题。
过去几年，银行业资产扩张的本能暴露无遗，至于资本，不够可以补充；2009-2011年三年25万亿的巨量信贷投放之下，中国银行业“信贷高速扩张——风险资产积累——再融资——再扩张”的粗放式扩张模式弊病日渐显现。
“一些银行一年（2009）信贷增量是过去的3-4倍，即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过去3-4年的规模增长。”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其新书中如是写道，“应该看到，这种大量贷款投放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不具有可持续性，更不可简单复制。”
在潘功胜看来，信用高速扩张使得商业银行“资本约束型”的经营理念弱化，而高速信贷扩张背后，是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和经营文化的巨大变化，也是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和银行之间关系的“重塑”。
金融危机使得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即银政关系“重塑”，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繁多的银政战略合作、变相的激励引导和施压、隐晦的政治诱惑等吸引银行大量信贷支持，另一方面，一些银行对于政府信用存在过度信任，在放贷中将当地政府认可度作为重要因素，而忽视了对政府偿还能力的关注。
官方数据显示，1997年和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均呈现快速膨胀态势，1998年和2009年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8.20%和61.92%，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到10.7万亿。
地方政府债务膨胀之下，从2009年开始，监管机构每个季度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始终是监管的头等大事。而2010年以后，尽管地方政府的直接借款大幅减少，但2012年以来影子银行与信托产品快速增加，且多数贷给了基础设施项目，又引发了外界有关影子银行风险的讨论。
简而言之，尽管目前中国的银行业整体实力有了大幅提升，尤其是五大银行已经走进了国际大型银行之列，但规模大不等于竞争力强，利润高不等于机制好，网点多不等于服务优，一些银行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
2012年初，刚刚就任银监会主席不久的尚福林撰文称，通过改革，银行业曾经改变了单纯的“存款考核”，强化综合效益管理，但近年来又开始追求单纯的规模扩张；曾经精简了机构，缩短管理链条，但近年来又开始增机构、抢地盘。
“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在尚福林看来，所有这些问题，寄希望下一阶段机制改革。
首先，针对中国银行业普遍存在的“速度情结”和“规模冲动”，监管和银行的当务之急，应是“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
“没有约束的扩张不是有效扩张，没有约束的发展不是科学发展。当前最重要的是强化资本约束，实现资本占补的动态平衡。”在尚福林看来，过去几年，资产扩张而倒逼资本补充的现象不可持续，商业银行应在经营中综合考虑风险、收益、资本的平衡关系，强化资本对资产的刚性约束，坚决走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粗放循环。
其次，2012年以来，银监会也试图通过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来引导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在新版《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考评监管指引》中，提高了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等风险指标在绩效考评中的权重；同时，要求银行准确测算各类业务的风险成本和风险调整后的收益，防止利润虚增和风险隐匿。
再次，建立高效的运营机制。再造运营机制要以客户为中心，全面整合业务和管理流程，实行机构扁平化管理、业务垂直化管理、风险集中化管理，诸如在重点业务领域实行战略事业部制等机制改革设想。
在一位股份制银行高层看来，过去十年一系列波澜壮阔的银行改革，其逻辑起点和核心目标就是市场化和现代产权制度，股份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逐渐厘清银政关系，还银行经营自主权。
“无论是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变国有银行外部经营环境，还是继续深化银行内部体制改革，市场化是必须坚持的方向。”在上述股份制银行高管看来，这些都是金融危机之后，带来的改革新命题，属于改革的“深水区”。
利率市场化新挑战
如果用几组数字，简单勾勒2012年中国银行业的普遍金融生态的话，有几个指标一定不能被忽略：
一是不良贷款，根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2年9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5%，较年初增加513亿元，同时关注类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4%，较年初增加629亿元。
二，贷款占新增社会融资总量比例由十年前的超过80%，下降至目前的60%以内，相反，债券规模（剔除国债、金融债与央票后）年均增长超过了30%，2012年三季度末已经提升至6.9万亿；
三是，截至今年9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理财资金余额达6.7万亿，较上年末增长47%；前三季度，信托贷款增加7015亿元，同比多增6176亿元。
上述三组数据，恰恰对应2012年中国银行业四大热词——恶化的资产质量、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影子银行，几个词汇内涵外延交织在一起，是当下银行业经营生态的真实写照。
进入2012年，中国银行业正在向过去30%-40%的高利润增长时代告别，而利率市场化，却正在由恐惧一步步变为现实。
2012年6月8日和7月6日，人民银行宣布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及其浮动区间经历了两次调整，截至目前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分别为基准利率的1.1倍和0.7倍。
“这两次利率调整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步骤。”1月6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向记者表示，在他看来，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最关键的有两步，第一步乃2004年人民银行对存贷款上下限的调整；第二步，便是今年的两次存款利率调整，“其意义超过了2004年的利率改革，经过两次调整，我国贷款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而允许存款利率上浮作为改革存款利率上限管理的突破性尝试，乃本次利率调整的最大亮点。”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看来，此举历史性地打破了银行业一直以来实行划一存款利率的格局，势必将对中国银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利率市场化改革相随的，则是愈演愈烈的金融脱媒趋势，企业的债券融资，成为仅次于银行的第二大融资渠道，存款周期性波动，银行理财产品迅速膨胀……正在蚕食商业银行传统的生存空间，资本性脱媒不可逆转。
正如中信银行副行长张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言，“随着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以债券和股票发行为主要形式的直接融资会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地替代我们的传统信贷业务，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商业银行都必须接受它。”
“如果说利率市场化将压缩银行业的盈利空间，那么金融脱媒将压缩银行业的生存空间，商业银行面临严峻挑战。”在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看来，两者将会对商业银行传统的盈利模式、负债结构、客户结构带来深刻影响。
金融脱媒对客户结构和盈利模式的影响则是致命性的。在张强看来，随着2012年债市大扩容，具备直接融资资格的企业越来越多，“由AA以上，现在已经降低到A，这意味着所有省市当地核心战略客户，都成为具备发债资格的企业。核心企业不再需要通过银行借钱。”
“这一次利率市场化在商业银行预料之中，我们认为这是其中第一步，估计今年或者明年还会走第二步或者第三步，最终利率市场化将会将息差空间压到更小。”张强认为，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成熟的标志，银行不能违背这个潮流，必须跟上利率市场化发展的步伐。
然而，利率市场化是一柄双刃剑，再加之中国银行业产权改革尚没有真正一步到位，银行还是国家的银行，利率市场化下的竞争性定价或价格竞争，可能走向无规则、无协调的“恶性竞争”。
互联网金融冲击&转型新命题
早在2010年规模扩张、“以量补价”大行其道的年代，中国银行家们便对加快银行业转型有切肤之感。
两年前，招商银行马蔚华就提出，中国银行业的生存空间正在发生深刻改变，一是，巴塞尔协议Ⅲ的落地，意味着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改变；二是，从银行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看，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正在动摇中国银行业盈利的现实基础。三是，中国社会金融需求的多元化将进一步加剧。
两年中，作为外部约束条件的监管环境，随着2012年12月7日，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过渡期安排出台，正在向现实回归。
只不过，在改革成功塑身后，银行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新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互联网金融快速崛起，让中国商业银行未尽的改革和迫切的转型已经被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除了监管趋向市场化外，近两年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性脱媒，让人们不禁想起比尔·盖茨十年前的那句著名预言——如果传统银行不能对电子化作出改变,将成为21世纪行将灭绝的恐龙。
2012年9月份，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谢平曾撰文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将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根本影响。
谢平说，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可以看到三个重要趋势：第一个趋势是移动支付替代传统支付业务(如信用卡、银行汇款)。“全球移动支付总金额2011年为1059亿美元，预计未来5年将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长，2016年将达到6169亿美元。”第二个趋势是人人贷(个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直接借贷)替代传统存贷款业务。比如2007年成立的美国LendingClub公司，到2012年年中已经促成会员间贷款6.9亿美元，利息收入约0.6亿美元。摩根士丹利前CEOJohnMack为其董事会成员。
第三个趋势是众筹融资(crowdfunding，通过互联网为投资项目募集股本金)替代传统证券业务。2012年4月，美国通过JOBS法案(JumpstartOurBusinessStartupsAct)，允许小企业通过众筹融资获得股权资本。
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近几年，以支付宝为首的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崛起，使得银行支付中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脱媒冲击；而进入2012年，中国银行业正在试图对这一趋势做出应对。
2012年12月，中信银行在总行层面成立网络银行部，整合了此前分散于公司银行部、零售银行部的电子银行等业务，部门总经理由零售部总经理杨晓兼任。
杨晓向本报记者表示，快速发展的电子银行、电子商务已是大趋势，中信银行力争再造一个网上中信银行。
而招商银行马蔚华也在多个不同场合强调“消灭信用卡，银行也是IT属性”，以高姿态宣布进军移动支付领域。而在告别与阿里巴巴的合作之后，进入2012年，建行也高调宣布进军电子商务金融领域。
“未来银行最大的竞争性威胁来自非银行方面,特别是网络信息领域的市场进入者，汇丰银行2010年就将最大潜在竞争对手定为谷歌公司。”一位股份制高层如是告诉记者，现在看来，资本脱媒和技术性脱媒的趋势都越来越严重，这必然使银行传统利差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如果没有其他非利差收入补充，整体利润水平就会受很大影响。
差异化竞争之路
简而言之，商业银行不仅要面对互联网金融崛起带来的技术冲击，也要面对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开放短期内可能带来的新的金融风险，这是双重挑战。
更进一步讲，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银行业高利润时代即将终结，商业银行不得不重新思考战略定位和市场定位。
2012年，各家商业银行纷纷推出自己的未来五年战略规划，无论是工行、建行的综合化和国际化战略，还是农行“城市农村一体化发展”；无论是中信银行强化零售银行战略，招行“两小（小企业+小微企业）”战略、还是民生“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高端客户的银行”，各方皆试图从上述诸多难题中寻求体制性突破，并试图寻找一条差异化竞争之路，而商业银行纷纷转型背后，逻辑均指向了内涵式发展、均衡性发展、差异化发展之道。
以中信银行为例，2012年9月，朱小黄上任伊始就直言，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中信银行不得不重新思考战略定位和市场定位；其提出的六大设想中，无论是建设一个能力强大的总行，还是强化零售银行战略，均能看出中信着力应对经济放缓和银行业转型调整的努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深层次的改革，仍需进一步推进。
在上述股份制银行高层看来，战略转型至少应包含三个层面：盈利模式、管理模式和治理模式三重转型。
“盈利模式转型方面，现在银行的转型同质化很严重，要想创造出新的盈利点是很困难的。”上述人士分析，同质化背后，是金融创新不足，监管过度也是一个不得不重新审视的话题。
而上一轮国有银行改革未尽的公司治理模式改革，也应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目前，中国银行业的治理模式是从西方不同国家搬来的，又拼叠在一起，公司治理中要素太多，既有董事会又有监事会，更有党委会、管理层和股东大会；而国外银行的监事会和董事会并不同时出现。
在一位国有银行中层人士看来，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处理好党委会和董事会的关系，中国商业银行是党管干部，而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政企分开，起码也要先做到党企分开。
过去的十年，中国银行业凤凰涅磐式的自我救赎和改革再造，为中国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打下了基石；但并不能将之归功于中国模式的成功；下一个十年，市场化改革仍将是重中之重。
路漫漫兮，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