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广东要继续当好排头兵，引领全国经济发展，关键仍在如何能让全国乃至世界的资本为我所用，重要的突破口就在金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什么江苏等地会出现爆发式增长，而“先行一步”的广东发展速度却相对平缓、波澜不惊呢?我认为，一个重要症结在于广东经济自身“消化吸收”能力出了问题，没有用好“入世”后涌入国内的全球金融与产业资源。而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在缺资源、缺技术、缺人才的条件下，能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其中一个关键正在于利用外资先行一步，特别是利用港澳资本来发展自己。当前，广东要继续当好排头兵，引领全国经济发展，关键仍在如何能让全国乃至世界的资本为我所用，重要的突破口就在金融。
上世纪90年代，广东金融粗放发展，资金无序使用，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终于爆发了区域性系统金融风险，金融系统遭受重创。在之后5—10年内，广东近180家地方性金融机构被清退或长期处于停业整顿状态，留下的地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接近1000亿，被不少金融界人士视为金融高风险地区，资金配置严重“阻滞”。比如，2001—2012年的11年间广东的信贷年均增速(16%)大幅低于江苏(21%)5个百分点;除深圳以外的广东其他地区银行贷存比长期在50%左右，明显低于江苏(70%—75%)、浙江(85%—90%)和天津(90%左右)。银行为了给金融资源找出路，不断通过内部调拨和银行间市场，将大笔资金转移到江苏、浙江、天津等地使用，结果金融变相扮演了广东经济“抽水机”的作用，为其他省份的发展“做嫁衣裳”。据初步匡算，10年来累计调出资金超过1.2万亿，相当于2012年广东新增信贷投入的1.4倍。
更大的问题是信心问题。金融风险的打击导致一些干部“谈金色变”，丧失了发展金融的信心和勇气，以致广东金融错失了不少发展机遇。尽管2009年以来加快了追赶步伐，广东金融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是地方金融机构发展滞后，导致民营中小企业、“三农”的融资扩大再生产受到较大制约。过去10年银行业面临迅速扩张的大好机遇，但广东由于历史包袱等原因，地方法人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展较慢，没有抓住时机建成一批全国领先的地方商业银行，创新型金融机构组建的速度也偏慢。比如，在股份制商业银行方面，广发银行(总资产1.2万亿)发展落后于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均超过3万亿)，广州、珠海等城市商业银行明显落后于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等。由于国有大银行体制与民营中小企业、“三农”的融资需求不相适应，广东地方性中小银行机构发展滞后，导致中小企业和“三农”融资体制缺陷愈加明显。据人行广州分行调研，广东七成中小企业存在融资缺口，缺口金额超过1万亿元。
二是利用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滞后，导致产业升级步伐较慢。除深圳外的省内各地没有抓好10年间三次企业上市高潮中的前两次机遇。尽管广州、佛山、东莞等主要城市上市公司数量近几年来增长很快，但由于前期积累不足，目前仍明显低于全国同等量级的其他城市，而粤东西北近10个地市10年来没有新增或仅新增一家上市公司。各地在发展风险投资方面也慢了一拍。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对产业发展的主要作用就是让优秀企业更快脱颖而出、加速企业“优胜劣汰”，广东在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滞后，导致龙头企业成长较慢、产业优化整合滞后。如2012年全国500强民营企业，广东仅有27家，远低于浙江的135家和江苏的105家。
三是向中央争取金融政策的工作滞后，导致地方发展的政策势能不足。过去10年是国家在各地开展金融布局的关键10年，各地都在不遗余力地争取在布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如上海在2006年被确立为国际金融中心，天津被确立为北方金融中心，与之相随争取到一系列金融平台、机构和政策，为其建设经济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广东基本未获得国家的“金融政策红利”，过去几年国家新设立的“新三板”、金融期货、债券等10多个全国性金融交易所，除创业板设在深圳外，广东其他地区没有一个。
四是区域金融发展严重不平衡局面未得到有效改观，导致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第一，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金融发展严重不平衡。到2012年末，粤东西北地区存贷款占全省比重略高于10%，明显高于经济不平衡程度，东西北地区超过20个县(区)的存贷比仅为30%，大量金融资源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被“抽”走。第二，深圳金融与珠三角其他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深圳金融较为发达，但对省内其他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足，深圳金融总资产5.5万亿，占全省的1/3，深圳境内上市公司达181家，广东其他地区合共仅185家。
可以说，金融“阻滞”在过去十几年潜移默化却又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广东的发展。近10年广东固定资产增速偏低、产业整合升级偏慢等问题背后有深刻的金融原因。广东加快发展若不解决金融的短板，始终会是“一块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