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时，把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落实振兴实体经济目标，必须充分认识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面临的环境，并完善振兴实体经济的相关政策。
我国制造业面临内外双重压力
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与制造业的蓬勃发展紧密相关。然而，中国还不是个制造业强国，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式仍以粗放式为主，亦未能形成规模效应。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易受外界经济冲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力红利正在下降，资源过度消耗也使环境压力巨大。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的90%以上，但只占世界工业制成品的10%左右，竞争力仍有待提高。
近些年，我国与欧美国家贸易摩擦急剧上升，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外部市场均受到挤压。与此同时，欧美等国的产业吸引力相对增强，我国国内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房价上升、环保压力、税费等原因，使企业感到运营压力日益增加。
此外，在前些年的“GDP竞赛”中，某些地方只想追求速效，不愿意解决对短期增长无效或有负效果但能够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性问题，采取了一些可能竭泽而渔的措施。时至今日，要把自己打造成“金融中心”的城市仍数不胜数，对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片面追求已成为普遍现象，经济走向“脱实向虚”。
“未工业化”遭遇“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卡在了所谓“周期”的陷阱中。
一方面，由于发展速度超常，中国制造业与日本类似，在较短时间内就开始追逐制造业“周期”末段，发生了“去工业化”的现象。而更危险的是，中国只是体量庞大，其实根本未及“工业化”。这事实上破坏了中国制造良性发展的路径，形成了经济“脱实向虚”，并且很难再回到正轨。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起步较晚，我们还在上一个“周期”之中，发达国家则已经进入到下一个“周期”，因此，“未工业化”遭遇“再工业化”的资源争夺战，进一步加重加大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压力。并且，由于我国实体经济本就不够扎实，“虚火上升”只会更加重爆发系统风险的可能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经济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在中国，农村人口占比仍高，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
培育企业发展环境至关重要
从企业层面来看，应积极应对国际制造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趋势，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实现向中高端制造业的升级。一方面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发展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的突破;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能力，树立企业品牌意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必须注意的是，企业作为微观个体，千差万别，只有充分的竞争和正确的激励，最终才能形成最活跃、最优质的市场，得到最具价值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因此，市场政策决策和制定者的导向尤为关键。当前至关重要的是，要培育适合企业积极发展的营商环境，以及能够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高效市场。
首先，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强化制造业在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中的中心和主导的定位，改变一些地方盲目追求虚拟经济增长指标的产业结构政策。因各种原因形成的资产泡沫不但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也打压了制造业的积极性。当地方政府为自身收益而助推房价的时候，实业却因房租太贵而无以为继，同时又因两套学区房起死回生。这种现实中的童话使制造业无立锥之地。所以，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放弃短期利益，放眼长远，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和投映于市场的激励机制，提高智力能力，加强监管能力，挤压企业虚拟经济投机行为空间，促使经济脱虚向实。
其次，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最在乎的，无非是两点，投资收益，运营环境的稳定性。因此需要切实下功夫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尤其是一些额外成本和制度交易性成本。进一步加大公开、公平力度，改善企业运营整体政务环境，以法律为准绳，使行政政策和手段受到应有的约束和监督，实现宏观稳定和一致性，达到服务实体经济和微观实体的功能。
最后，准备扎实的基础条件。加大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财力投入，通过完善制度使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融资变得更容易;重视职业教育，整合高校教育资源，强化职业工人的素质教育和实践培训;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流平台，加快信息交流;整合政府部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资源共同研究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探索积极、有效、长效的合作模式。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