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第十七次气候大会于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由于中国是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自然就成了会议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国向世界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书是严肃的、认真的，将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完成。
中国从2005年开始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根据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ODIAC）的报告，201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82.41亿吨，占世界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比位居第二位的美国多27.49亿吨，而我们的GDP仅是美国的40%。数据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用浪费能源、牺牲环境的代价换来的，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发展模式，走高率、环保的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从世界能源发展趋势看，风能、太阳能及地热能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大方向，因为这比化石能源更环保，比核电更安全。美国曾制定了到2030年20%的电力来自风电的目标，2010年，美国风电装机容量达到402亿瓦，风力发电已占到全国发电总量的2.3%。
然而，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的成本比化石能源要高得多，在推广上有一定的难度。目前我国风电上网电价为0.51—0.61元/千瓦时，太阳能光伏电上网电价为1.15元/千瓦时，都远远高于水电和火电上网电价。高出的部分由政府补贴，政府的钱来自纳税人，成本最后还是落到百姓头上，导致生活负担加重。地热能的利用同样是成本过高，目前的地源热泵系统初装费每平方米300元左右，100平方米的房屋就是3万元，这么高的价格也很难普及。
政府补贴还会带来负溢出效应。补贴多了利润超过水电和火电，就会吸引大量企业涌入可再生能源行业，导致政府补贴得越来越多，居民负担越来越重，本来可以用于改善民生的钱，都补贴给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如果不补贴或补贴得少看不到利润，人们又不会进入可再生能源行业。所以，发展可再生能源，从经济角度来考虑是个痛苦的选择。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风能、太阳能发电要占用大片土地，一个装机规模为5万千瓦的风电场，需要占地500亩。由于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给予减免税优惠，地方政府从中得到的经济利益很少，搞风电、光电不如高房地产，也就没有推广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这也制约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技术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关键环节。这和高铁一样，技术不过关，摊子铺得大，只能带来投资浪费。2011年前10个月，酒泉风电基地发生脱网事故73次，河北、吉林、内蒙等地的风电场也连续发生多起大规模脱网事故。中国电监会认为，脱网事故证明风机不具备低电压穿越能力，风电场建设存在质量问题，大规模风电场接入影响了电网安全。
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展迅速，截止到2010年，全球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了400亿瓦，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50年光伏发电占全球发电总量的11%。我国虽然是光伏电池生产大国，但也只是加工而已，每年要从美国进口20多亿美元的多晶硅等材料。不掌握核心技术必受制于人，外国可以在价格和供货量上控制我们，给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诸多不可确定性。
我们一定要防止“有病乱投医”，选择错误的减排措施。例如，中国把电动汽车列入新能源汽车给予政策性支持，认为电动汽车是零排放。中国目前发电以煤电为主，煤电占发电总量的80%，发一千瓦时的电要燃烧350克煤，排放854克二氧化碳。电动汽车需要充电，充电过程就是排污过程，虽然没有污染充电的地方，但污染了发电的地方。所以，以煤电为主的中国发展电动汽车，减排效果很有限。
我们还应注意，要有计划科学发展可再生能源，防止投资过热造成产能过剩，或不切合实际半途而废。2011年12月28日，英国《每日快报》就报道说，英国风电产能过剩，关闭了17座风电场。几年前，上海曾推出了十万家庭太阳能屋顶发电计划，最后只省下一户“自产自销”。该计划夭折的原因就是严重脱离实际，3千瓦的光伏电装机费高达15万元，把这15万元存银行，一年的利息就是5250元，可购买一万千瓦时的电，够普通家庭用8年。
根据《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受法律约束的减排。而发达国家则不同，如果不履行承诺，将面临巨额罚款。2011年12月12日，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其目的就是避免议定书规定的140亿加元的惩罚。虽然中国一系列的减排承诺即使无法实现，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应认真履行承诺，为了全人类的福祉，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总之，我们要改变目前“重规模化，轻技术”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模式，技术才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有了突破，才能降低成本，成本降低才能得到普及。否则，靠政府补贴发展，规模越大，补贴得越多，早晚有补贴不起的一天，那时，可再生能源也就寿终正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