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伦敦商业贸易的膨胀性扩张，从14世纪至16世纪都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13世纪初，伦敦占英国对外贸易的份额仅16.9％，到14世纪初仅一个世纪，其份额升至36％，到15世纪后期则升至61％。①单就呢绒出口一项，其出口份额也相当惊人，1400年约占全部出口的50％，1480年左右升至70％，1530年左右超过80％。②
伦敦对外贸易的飞速增长，往往是以侵蚀其他港口为代价的。很多东部港口如波士顿、赫尔、林恩和大雅茅斯等的衰落就是受到了它的影响。这些地方港口的海外贸易绝大部分都被吸引到伦敦这个超级城市当中。南部港口南安普顿在16世纪初的衰落也是伦敦贸易扩张的结果。
南安普顿在整个中世纪里，一直是英国的重要航运中心，特别是15世纪，西欧最为富有的意大利商人把这里作为与英国进行贸易的货物集散中心，使其贸易达到顶峰，然而其繁荣却没有在16世纪继续维持下去。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从英国的三大港口之一衰落为一个破败的港口。而南安普顿的贸易衰落与伦敦这一时期的贸易扩张息息相关。
从15世纪中后期开始，伦敦商人侵入南安普顿港口贸易，并掌握了贸易的主导权。在港口每一处贸易当中都可以看到伦敦商人的身影。他们将这里作为伦敦与意大利进行贸易的外港，并从控制当地与地中海贸易开始渐渐伸展到南安普顿贸易的各方面，如逐渐支配了康沃尔和肯特郡到这里的锡类贸易，开始大量投资于刚刚恢复中的加斯科尼葡萄酒贸易，很快又出现在与西班牙和布列塔尼的贸易中，势头完全超过了南安普顿本地商人，并把他们排挤在一边。一些伦敦商人甚至来到南安普顿居住，与在伦敦的商人展开合作，约翰和理查·沃克的合作就是其中的典型。
15世纪早期时，伦敦商人对南安普顿兴趣并不大。1426～1427年只有3个伦敦人在南安普顿托运货物；1429～1430年为6人；1433年～1434年也是6人；1440～1441年为7个人。他们托运的货物量较小，而且都是通过从低地国家来的商船运输。将从南安普顿上岸的意大利货物由陆路转运到伦敦，也几乎完全被住在南安普顿的外国商人掌握。伦敦商人日益参与到南安普顿的地中海贸易中来，是受威尼斯甲列船（Galley）到英格兰贸易航线发生改变的影响。
杰克·凯德起义和1455～1456年伦敦激烈的排外骚乱后，威尼斯决定把南安普顿作为他们在英国的首要港口。伦敦商人运往地中海的货物装载到港口的意大利甲列船上，不得不走南安普顿这条线，从意大利运回的货物也通过陆路运往伦敦。这样，通过南安普顿运输进出口货物的伦敦商人数量和货运量激增。
1457～1458年，12个伦敦商人通过南安普顿运输了38份货物，大大超过了当地商人的货运量；1459年米迦勒节到1460年米迦勒节之间，有15个伦敦商人托运了货物。其中伦敦大布商托马斯·库克托运了636包菘蓝、2包用于染色的胭脂以及96匹未染色的呢绒。虽然后来威尼斯甲列船又回到了伦敦，但是许多伦敦商人仍然通过停泊在南安普顿的船只运输货物，而且运货量比当地商人大。例如，从1470年米迦勒节到12月的两个半月之间，有10个伦敦商人通过南安普顿运输了1715包菘蓝和大约600包未染色的呢绒。③
1485年从南安普顿起航的哈尔克号（le hulke）帆船，伦敦人詹姆斯·芬切是船主，它在港口装运的货物中有的属于意大利人，还有9个伦敦人所有的181.5包短呢绒、18块铅、60块皮革、530小包和52大包羊毛。1504～1505年埃米塔吉（Ermytage）号帆船在三月起航前往意大利，船上货物包括意大利商人的羊毛、锡、白镴器具和呢绒，6个伦敦人的492包羊毛，2大包6巴利特（balet）呢绒，7捆牛皮，2桶白镴器具。同年，英国国王的至尊号（sovereign）帆船租借给商人用来进行地中海贸易，离开南安普顿时船上带有较多意大利人的货物，另有属于14个伦敦人的469包羊毛，16大包7捆各式呢绒，1桶白镴器具，2桶铅，327包牛皮，555张皮革。而其他英国商人（包括南安普顿三个商人）的运货量相对很小。这不是至尊号从南安普顿出发的唯一航行，1493～1494年它载着5个伦敦商人的115大包羊毛从南安普顿起航，1497年3月又带着5个伦敦商人的242大包羊毛出发。④
在大多数进行海外贸易的当地船只中，伦敦商人托运的货物占据了支配地位，完全超过了当地商人。例如，由本市人约翰·克拉克当船长的玛格利特号（Margaret），于1505年前往地中海时带有意大利人的货物，12个伦敦人的200多袋羊毛，2大包18小包呢绒和2大捆牛皮，尽管这是一艘当地船，当地商人的货物份额却相对较小，6个南安普顿商人总共运输了3大包15小包的呢绒。
此外，伦敦商人对南安普顿贸易与日俱增的渗透还出现在城市其他贸易之中。例如葡萄酒贸易。15世纪上半叶，参与这一贸易的英国进口商绝大多数是南安普顿人，还有一部分是温彻斯特人、索尔兹伯里人和布里斯托尔人。由于伦敦本身是英国第一大葡萄酒进口地，所以很少有伦敦人从南安普顿大量购买葡萄酒。⑤在英国失去加斯科尼后，这一贸易被打断了好些年，当它再度兴盛时情况已有很大变化。到爱德华四世晚期，从南安普顿到加斯科尼的航运大多数都掌握在伦敦人手中。⑥
都铎王朝早期，有一些伦敦商人来到南安普顿定居，似乎很多伦敦船只已开始使用这里作为基地。伦敦人理查·伍顿，是多次在南安普顿至地中海间航行的罗斯米（Rossimus）号的船主。他在1494年被授予南安普顿市民身份，这是市长送给他的礼物，没有任何花费。当地一个大商人的儿子弗朗西斯·鲍尔温，1493年成了一个伦敦布商（draper）的徒弟，学徒期满后很快成为一名伦敦布商，他也在1508年没花任何代价就被承认为南安普顿市民。他在遗言中将遗产赠与南安普顿圣十字大教堂以补偿其忘缴的十一税和住在该教区应缴纳的献祭（offering），意图表明他居住于这个教区，但他仍自称是伦敦人或伦敦布商。约翰·帕玛是伦敦的裁缝、商人，也在南安普顿居住，在遗嘱中留给南安普顿大量遗产。伦敦葡萄酒商迈尔斯·布朗，也曾生活在南安普顿，大概是被伦敦在这里的葡萄酒贸易所吸引。
这一时期港口的商业活动比15世纪中期与意大利贸易达到顶峰时还要频繁，但半数以上却都掌握在伦敦商人手中。他们已成为港口最重要的贸易主体。
亨利八世早期伦敦人在南安普顿的活动还在继续，表面上港口还是很繁荣。但伦敦商人对港口贸易的支配严重削弱了它经济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虽然这时贸易量还大于15世纪，市政官员关于城市即将破产的强烈呼吁，不再仅是希望国王削减土地租金了。尽管港口还有大量贸易活动，南安普顿在亨利八世时期还是很快走向了破产，它表面上的商业繁荣也消失了，伦敦商人不再利用南安普顿作外港而是离开了这里，把很多贸易带到了伦敦。
都铎时代早期，南安普顿仍然像中世纪一样是伦敦的外港，伦敦人取代了意大利商人成为南安普顿最重要的商人集团。到了亨利八世时期，伦敦对南部沿海外港的需求大大减弱了。造船技术和航海设备的改进，使得贸易船只在肯特郡北福兰角（North Foreland）附近航行，所用时间和危险性、在泰晤士河航行的困难性都大大降低了。伦敦市经验丰富的舵手们在泰晤士河畔德特福德河滨路（Deptford Strand）组成著名的引航公会（Trinity House），使得船只在泰晤士河航行的安全性大大增强。⑦而且，南安普顿已失去以往货物集散中心的价值，其羊毛和呢绒出口也萎缩了。伦敦布莱克威尔大厅作为英国最重要的呢绒市场，其产品来源腹地不断扩大，挤占了南安普顿呢绒贸易的产品来源地。
越来越多的船只不再前来南安普顿，而是停泊在了伦敦。亨利八世时期，航行到地中海的英国船只很少再从这里起航，英国的对外贸易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伦敦。王国在南安普顿税收的减少了，1535～1540年年均税收2033镑半便士，1540～1545下降为662镑19先令3.5便士。南安普顿的锡类贸易在1531年后严重衰落了，因为这一年它的金属贸易集中地角色被取消。1530~1531年，有12艘船运输1448桶锡到港口，而1534年则仅有73桶锡到港，1535年也只有114桶。⑧鉴于此种状况，南安普顿人想尽办法补救。许多人被市长免费授予市民身份，如1538年约翰·卡普伦等人，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运锡船渐渐都转移到泰晤士河。康沃尔郡的锡出口越来越受到伦敦锡镴商人的支配。
意大利和拉古萨的葡萄酒运输船也放弃他们原来的总部而转移到伦敦来了。玛丽女王曾试图给予南安普顿葡萄酒进口垄断特权，但未能迫使这项贸易回归。威尼斯大使的强烈抗议使他们获得可在伦敦卸载葡萄酒的权利，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南安普顿市长同意接受一笔补偿费用，以同意每艘船可在英格兰其他任何地方卸载葡萄酒，这就侵犯了其垄断特权，甚至它与西班牙的贸易也被伦敦人控制，特别是西班牙公司1577年创建之后。据一份1582年的市政记录显示，当地市民已深刻体会到伦敦商人的扩张对他们的危害。他们抱怨道：“已被莫斯科公司、安特卫普公司以及西班牙公司从这些国家排挤出来了，只有在西班牙还有些许自由，但是也限制很多，以致无法从中获利。”⑨
伦敦扩张对南安普顿最终的伤害是该城越来越多大商人移居伦敦。早在15世纪，本地商人就感受到伦敦的吸引力，大商人约翰·佩恩在与伦敦一富孀结婚后，于15世纪中期移居伦敦。罗伯特·布鲁特1471年任南安普顿市长，1479年却有伦敦零售商和南安普顿商人两重身份。约翰·沃克1473年任市长，几年后同样被称为伦敦人。⑩16世纪移居伦敦的现象更普遍。1530年市民上书亨利八世，希望引起他注意，他们悲叹道：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这里，前往伦敦。 通往伦敦的移居潮在有事业心的市民中极为强烈。来自汉普郡邻近城市、怀特岛以及海峡群岛的年轻人，在南安普顿住一阵子后，发现这个破败的港口已无法再满足他们的雄心壮志，也移居伦敦了。
城里到处是衰落萧条的景象，那些曾经辉煌的城防废弃了。护城河几乎干涸露出了河床，城墙上长满了杂草。很多城墙甚至倒塌了也没有人来修缮，城堡成了穷人们的住所。曾经繁荣的羊毛大厅也被废弃了。曾被旅行家利兰（Leland）称赞过的街道现在变得很肮脏，很多的房屋人去楼空。1587年大臣莱斯特写信给沃尔辛厄姆称南安普顿已经彻底地衰落，所有复兴的努力都失败了，甚至连面临西班牙无敌舰队威胁而按伊丽莎白一世要求来建造两艘船舰都没有能力了。
南安普顿衰落的历史启示
南安普顿在中世纪具有地方都会城市和伦敦外港的双重角色。意大利人的离开使得他丧失了作为地方都会城市的地位，之所以它没有在意大利商人离开后走向衰落，反而有一段时间的繁荣，就是因为它作为伦敦外港地位得到了加强，但是当伦敦资本不断的扩张，侵蚀它的贸易腹地，控制它的港口贸易，并最终不再把它作为外港时，它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南安普顿贸易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得出对现实社会有用的启示。首先，南安普顿的港口贸易大多掌握在伦敦商人手中，虽然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帮助很大，但同样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次，南安普顿的发展完全依赖于港口贸易，本身的工商业不说落后，起码谈不上发达，城市的工业活动没有超出本地的需求。城市发展方向的过于单一化，这些都不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城市也好，国家也罢，经济发展必须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最后，伦敦的爆炸性增长导致南安普顿这样的周围城市衰落的结果，同样值得我们反思：大城市的发展如何才能不以损害周围地区利益为代价，如何才能整合区域资源，实现区域整体化的最优发展。
结语
英国从中世纪时期处于欧洲边缘化的国家到16世纪飞速发展跻身强国，这与伦敦的膨胀性发展是分不开的。伦敦在这一时期不仅掌控了绝大多数的海外贸易，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口，而且不断的控制地方城市的经济和贸易，虽然伦敦的扩张造成了一部分城市的衰落，但是正是伦敦对地方城市的渗透和和控制，使得英国统一市场和经济一体化最终形成，为英国不断地对外开拓海外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Alan Dyer, Decline and Growth in English Towns, 1400-16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8.
②D.M.Palliser,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1600-15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8.
③④⑧ Alwyn A. Ruddock，London Capitalists and the Decline of Southampton in the Early Tudor Perio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2, No. 2 (1949), pp. 137~151.
⑤Olive Coleman, Trade and Prosperit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Some Aspects of the Trade of Southampto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6, No. 1 (1963).
⑥J.L. Bolton, 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 1150-1500, J. M. Dent and Sons Ltd, 1980, pp.290.
⑧Alwyn A. Ruddock, The Trinity House at Deptfor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65, No. 257 (Oct., 1950), pp. 458-476
⑨Alwyn A.Ruddock, Italian Merchant and Shipping in Southampton 1270-1600, Southampton University College, 1951, pp.270.
⑩J. Silverster Davies, A History of Southampton, Gilbert, 1883, p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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