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今年以来，由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部分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以及中国政府宣布对美国部分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引起了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不仅严重威胁中美双边经贸关系，而且对世界经济也有负面影响。由于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很大，也由于中美两国的政治影响很大，不仅政府高度关注，企业和学者也十分关心。
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几个问题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源。这个问题需要分两个部分讨论：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先说经济，众所周知，今天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增长产生的。这期间，中国从一个在世界经济中无足轻重的经济体成长为举足轻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变化说明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方面，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进口需求很大，因此美国就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另一方面，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今天中国的出口商品以工业制成品为绝对主力，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但是，这不等于中国已经完成了经济发展的过程而成为了发达国家，中国本土企业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不足50%，这缘于中国当前的技术水平和发展阶段。该种情况为中美经贸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也就是在出口到美国的很多商品中包含了美国企业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企业的产品(零部件)，只是最终商品标注上了中国制造而已。因此可以说，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我中有他。
再说政治,根据目前中国的要素禀赋状况，排除外资企业的出口，中国本土企业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更多地属于劳动密集型商品，冲击到了美国的低端劳动力。这也与美国的国内政治相关联，受到冲击的劳动力会组织起来对政府进行游说和施压。如果加上中美两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彼此之间很容易产生误解。
第二，用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贸易摩擦的利弊。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任何贸易壁垒或贸易限制都会扭曲市场价格，影响国际分工，减少各国的福利。美国政府发动的贸易战是偏向型的，主要针对中国，对其他国家并不限制或限制较少。这就给其他国家企业更多机会，而不是美国企业，如果美国企业有竞争力，就不会出现全面溃退的局面。另外，任何对贸易的限制措施看上去似乎在保护本国利益，实质上是在为外国企业帮忙。因为任何限制贸易的措施都扭曲了市场价格，导致本国市场价格升高，或者劣币驱逐良币。可能受到保护的本国企业得到了好处，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获利的企业是少数，受损失的消费者是多数，因此总体上是受损的，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和长期实践证明了的事实。
当然，中国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国有企业的垄断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无形补贴，不仅扭曲了市场价格，也带来不公平竞争，更不用说对“僵尸企业”的保护了。而且，中国企业之间在国际市场上恶性竞争、互相杀价，会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零利润获得订单，另一个是被有的国家认为倾销。
第三，研究避免贸易战和解决贸易摩擦的方法。解决贸易争端需要有长远考虑，短期内要认真对待，必要时出手反击，但要适度，不宜过度。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依然处在不利地位，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较少，低附加值的中低端产品过剩。从长期看，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收入效应会凸显出来，人均收入得到了提高，提高了购买力，这不仅有利于促进进口、遏制出口、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平衡国际贸易。
第四，中国可以借鉴日本应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经验。21世纪上半叶的中美贸易关系与20世纪下半叶的美日关系十分相似。美国当年制定的很多贸易限制政策都是针对日本的，如同这次对中国发动的贸易限制措施。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在国际经济上一定会遇到美国的打压，如何应对是个长期问题。日本当年就是这个角色，受到美国打压，又不敢强硬抵制(这与政治地位有关)。但是，日本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克服了不利局面。从上世纪50年代的纺织品，到60年代的钢铁，再到70年代的电子，80年代的机械，90年代的汽车，都一一化解了。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进步，从与美国的垂直分工(产业间贸易)变为水平分工(产业内贸易)，摆脱了不利局面，也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了发达国家。笔者认为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最好的办法是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
鉴于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争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接受采访时表示，近些年来中国为了促进经贸平衡做了大量工作：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2018年11月将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意见的通知》也于2018年7月9日正式印发。这一点很值得赞扬。
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进口
那么，促进进口和推进平衡贸易有何意义?开展国际贸易是为了进口，而不是为了出口。开展国际贸易的目的是为了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它的理论基础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即使是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中国、巴西、澳大利亚这样的领土大国，以及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它们或者缺少某些自然资源，或者生产(服务)成本高昂，从而导致效率低下。如果一个国家坚持闭关锁国，把自己封闭起来，什么产品(服务)都由自己来做，必然导致贫穷和落后。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发展起来，或者维持高水平的。日本和英国这样的国家自不必说，即使是美国和中国这种拥有较多资源的国家也是同样，俄罗斯地大物博，贸易依存度较低，它也只能维持中等收入水平。进一步说，各国由于资源和要素禀赋的差异，会在不同的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因此，通过分工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服务)，与他国交换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服务)，各国都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从而提高福利水平，这就是开展国际贸易的好处。
为什么说进口是开展国际贸易的目的?如前所述，各国进行分工(即使是不完全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和增加福利，出口是为了进口，而非为了出口而出口。理论上说出口越多，进口也越多，进口才是衡量本国福利的指标，并不是出口。当然这不等于出口不重要，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出口不仅是为了赚取外汇，更多地是通过国际贸易促进工业化和实现经济发展，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出口更重要?第一，受早期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国际贸易是零和游戏，非赢即输，认为只有拥有贸易顺差才能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动地位，当今流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发展起来的。然而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是增量的，通过分工和开展贸易，各国都能获得超过封闭条件下的福利水平。第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被动地位，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由于初级产品的附加值低，也由于初级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频繁，很容易出现逆差，导致外汇缺口较大，无法开展正常的国际贸易，特别是无力从发达国家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从而影响工业化进程。因此，很多国家倾向于鼓励出口创汇，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或观念，可以将其称之为“出口情结”，我国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有这种情结。
为什么要平衡贸易
国际贸易是依据各国的比较优势展开的，在没有贸易壁垒(如进口关税)的条件下，各国贸易在一定时间内是基本平衡的，不会出现大幅度的盈亏。基于比较优势，只有平衡贸易才能体现各国的分工是合理的。如果一方出现大量逆差，就意味着该国的商品(服务)缺乏竞争力，对方不愿意购买。这必然导致该国货币贬值，该国产品(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得以提高，有利于出口，最终形成平衡贸易。如果一方出现大量顺差，就意味着该国的商品(服务)具有竞争力，同时会导致该国货币升值，提高该国商品(服务)的价格，降低竞争力，最终回到平衡贸易上来。
当然，以上讨论的情况是在假定各国都没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前提条件下开展的。如果贸易一方或双方采取了某种贸易保护措施(如进口关税)，就会导致进口减少，造成国际市场该种商品的过剩，从而价格下降，给出口国(生产者)造成损失。如果一方采取促进出口的措施(如出口补贴)，人为地降低本国出口商品(服务)的价格，就会扭曲国际市场价格，在对进口国企业造成打击之余，还会给其他出口国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同时，这样做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导致生产过剩，商品(服务)价格降低。还有一点值得说明，就中国而言，现实中对外汇有所管制，这就容易被认为是为了保证商品(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人为地压低商品(服务)的价格。
如何实现平衡贸易
这个问题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研究。短期内应该尽可能消除不必要的贸易壁垒，如降低某些商品的关税和取消某些商品的出口补贴。这当然会给中国相关行业的企业造成一些压力，需要企业通过提高技术含量和增加附加值来消化外来的压力。长期看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方面是扩大内需，鼓励人们消费而不是储蓄。这需要一个过程，在人们的收入并不太高、社会保障并不十分健全的条件下很多人不敢消费。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也会带来投资率的下降，这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进程高度相关，在投资出现饱和或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时，消费就会超过储蓄(和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然而，当消费成为国民总支出的主要角色以后，由于消费没有投资乘数的放大效应，经济增长率必然会下降。另一个方面是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改善出口商品(服务)的结构，向着高端市场看齐，最终实现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
由于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的自由贸易，各国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采取某些限制贸易的措施。凡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无一例外地都是考虑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例如，各国都声明要保护本国企业和劳工的利益，看上去是保护经济利益，实质上是政治利益。如果按照经济学的原理，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和行业应该退出市场，转向有竞争力的行业，这是国际分工的基本原理，但容易引发政治问题。所以，贸易战本质上是政治战而非经济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