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一体化和互联化日益加深，任何国家难以完全独自处理复杂的挑战，需要各国政策制定者勠力同心、通力合作。面对不断缩窄的机遇之窗，一些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对风险的政策空间有限，国际协同精神有所减退，这也使得预防危机显得更为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秘书长林建海与其同事蒋旭峰日前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各国需要采取行动，推进重要经济改革，以维持经济上升势头，提高经济韧性，改善中期增长前景，同时需要重建政策空间，以应对下一次可能的经济危机。国际贸易应该更开放，多边主义应该得到更多提倡，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强劲、持续、包容性增长。
林建海
蒋旭峰
全球经济呈现三大新特征
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个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与会者共同分析全球经济走向，探讨最新政策热点，商议最佳合作应对之策。与过去相比，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呈现何种态势?
林&蒋：全球经济仍呈现扩张态势，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增长率预计各为3.7%，比4月时的预测略低0.2个百分点。报告认为，全球经济有利的发展条件包括：经济持续复苏促进了就业和收入，使资产负债表得以增强，为重建政策缓冲提供了机会;借力财政刺激政策，美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较强劲，2018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下降至3.7%，为1969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兴市场经济体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能源出口国的经济活动也逐步改善。
记者：就目前发展趋势看，全球经济具有哪些新特征，具体表现在哪些领域?
林&蒋：总体而言，全球经济呈现如下三个新特点：
首先，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已经触顶。过去半年，经济增长快于预期的可能性已经下降。在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动在2017年下半年达到峰值后，在2018年上半年势头有所减弱，一些高频指标弱化，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缓，生产率增长乏力，中期潜在产出增长受到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2018年预计可达6.6%，但在“去杠杆”的背景下，信贷增速下滑叠加贸易壁垒增加等因素，经济增长预计将稳中趋缓。
第二，全球经济增长的均衡性下降，经济增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表现参差不齐。在发达经济体内，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出现分化，尽管受近期宣布的贸易措施冲击，美国2019年的经济预期增速比今年4月份下调0.2个百分点至2.5%，但依旧高于发达经济体明年2.1%的平均预期增速。欧元区的2018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速为2%。各发达经济体的核心通胀存在很大差异，欧元区和日本的核心通胀远低于目标水平，但美国和英国的通胀接近目标水平。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状况依然宽松，但是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状况已经收紧。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也存在着增长前景分化趋势，新兴亚洲和新兴欧洲的预期增速总体依然较为强劲，能源出口国的经济活动逐步改善，但一些能源进口国的经济势头有所减弱，阿根廷、巴西和土耳其的经济下滑明显。
第三，在多重不确定性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已经上升。
首先，贸易壁垒增加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重要不确定性之一。如果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显著冲击。IMF估算，当前贸易摩擦的升级并叠加美国贸易伙伴的报复举措，未来两年内可能会拖累全球经济产出下降超过0.8%。
其次，一些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和政治不确定性也不容忽视。例如，倘若未能就英国退出欧盟达成理想的协议方案，或市场对一些债务高企的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政策担忧再度出现，可能会导致市场避险情绪激增。
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更严峻挑战
记者：在外部环境日益严峻之下，今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似乎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林&蒋：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严峻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按人均计算，根据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约有45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18年至2023年间的经济增长不及发达经济体的增幅。这意味着，它们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或将进一步拉大。
必须警惕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容易受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影响。在外部融资成本上升、贸易摩擦延续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基本面较弱和政治风险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入出现逆转，导致多数新兴市场的金融市场状况在今年4月以来有所收紧。倘若美国的通胀率表现高于预期，可能引发美国利率进一步上升，也可能引起投资者对风险进行重新评估。发达经济体金融状况的收紧可能导致资产组合重组，汇率发生急剧变动，尤其是脆弱性较高的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或将进一步减少。
总之，全球经济面临的多重挑战不容忽视，全球增长的风险偏于下行，政策面临不确定性，贸易壁垒增加，基本面较弱和政治风险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资本流向逆转，地缘政治风险仍存。这些风险已变得更为显著，或已在一定程度上变为现实，需要政策制定者未雨绸缪，加强全球政策协调应对。
推动新型多边主义呵护世界经济
记者：今年以来，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博弈屡见不鲜，“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是否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逆风”之一?未来主要经济体之间应在哪几方面加强多边合作实现共赢?
林&蒋：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推动新型多边主义，应是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共同使命。贸易合作在过去70多年里推动世界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繁荣，如今自由贸易进程受阻和贸易壁垒增加，已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保护主义会从贸易、投资者信心、金融市场逆向反馈等多个渠道冲击经济增长。
目前全球经济共融和互联程度进一步加深，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处理棘手的经贸等全球性挑战，需要推动新型多边主义，使经济增长更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这就意味着各国政策当局迫切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合作：
首先，各国需要缓和贸易争端，改革和修复全球贸易制度，而不是摧毁多边贸易体系。各国政策制定者需要减少服务业贸易和投资领域内的壁垒，完善世界贸易组织(WTO)，减少全球贸易规则碎片化的风险，使世界贸易体系对所有国家和人民来说更加完善、公平和强大，释放贸易自由化的红利。贸易自由化对于提升当前增长缓慢的劳动生产率大有裨益。IMF一项基于18个发达国家在过去20年间的数据研究发现，发达经济体对某行业资本投入品的关税每下降一个百分点，该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约两个百分点。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的贸易改革进程相对滞后，贸易增速趋缓。当前服务业在全球GDP和就业增长中的贡献约占三分之二，而服务业领域的壁垒阻碍着贸易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全球服务贸易协定的总体水准滞后于服务业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IMF、世界银行和WTO三家机构最近发布的一份联合报告显示，在WTO 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许多经济体转向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从1995年的约54个增加到目前的超过250个。这虽然推动了区域经济融合，但也使得全球贸易规则复杂化和碎片化，导致“意大利面条碗”现象加剧。然而，区域贸易协定经济体之间的货物贸易额不及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一半，哪怕是前瞻性最强的区域贸易协定也难以解决当前贸易体系中的重大挑战，毕竟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国覆盖范围有限，而服务贸易、电子商务、投资等跨国界重大议题都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政策对话，这也离不开WTO的透明化和争端解决机制。
其次，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已变得日益复杂、联系更紧密、波动性更强，全球金融安全网仍需进一步夯实。全球金融安全网大致由四个层面组成，包括各国自己的储备、两国之间的双边互换安排、区域性融资安排、IMF的可贷资源。尽管从2008年到2016年，用于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资源增加了约两倍，但各国政策制定者仍需未雨绸缪、防范下一次可能到来的经济衰退。近年来，IMF加大了对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支持力度，更新了用于防范危机的贷款安排规则，使资格审查过程的预见性更强且更加透明。在各国制定国内经济政策的同时，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以IMF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同时深化IMF与“清迈倡议”等区域性融资安排的协作，充分发挥区域性融资安排和IMF各自在防范和化解危机中的比较优势。
此外，保护全球经济稳定，需要妥善应对全球失衡问题。2018年IMF《对外部门报告》显示，不能用本国经济基本面和合理政策来解释的过度经常账户失衡约占2017年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总量的40%至50%，较2016年约三分之一的比重有所上升。在这一数字背后，存在一个近年来延续的特征，即过度的经常账户失衡日益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包括德国、荷兰、新加坡、韩国、瑞典等国的顺差，以及美国、英国等国的逆差。此外，阿根廷、土耳其等国也面临过度逆差。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今年经历了资本流入的逆转，而市场压力到目前为止主要集中在外部失衡严重、政策框架薄弱的国家。各国需要以支持全球可持续增长的方式减轻过度全球失衡。逆差过高的国家应降低财政赤字，同时确保不削减用于支持贫困群体的项目，逐步使货币政策与通胀目标相一致;顺差过多的国家应该推出更多的财政刺激措施。此外，顺差国与逆差国都应将结构性改革视为优先工作，顺差国应促进投资和鼓励竞争，逆差国应鼓励储蓄并提高竞争力。
记者：从“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至今，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十年，目前全球金融体系是否已完全康复，足以应对下一场危机?从金融视角出发，目前威胁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林&蒋：金融危机爆发后十年后，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得以强化，银行体系变得更加稳健，但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仍有待考验。从积极的方面看，国际社会制定的广泛监管议程帮助增强了全球银行体系，流动性提高，银行监管加强，银行业普遍遵照巴塞尔协议III关于资本和流动性的要求，广泛采纳压力测试，影子银行业务得以控制，大部分国家建立了相关宏观审慎部门。
然而，全球金融稳定依旧面临诸多风险。在发达经济体，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不断上升，信贷发放标准持续恶化，一些主要市场的资产价格过高。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部借债继续增加，如果面临资本流逆转和贸易摩擦加剧的压力，缺乏充足储备缓冲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遭遇更大挑战。IMF的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财政状况较强以及汇率制度更为灵活的国家，产出损失较小;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金融脆弱性较高的国家，产出损失较大，这显示了宏观审慎政策和有效监管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应完成金融监管改革议程，避免改革出现倒退，并充分应对潜在系统性风险。金融状况依然宽松而且脆弱性较高的国家，应当更积极地使用全面的宏观审慎工具，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为了维护金融稳定，还需要采用新的宏观审慎工具来解决银行部门之外的脆弱性问题。此外，监管当局也要警惕金融科技、网络安全等新风险。
全球债务方面的脆弱性不断增加，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一项重要风险，多年来积累的脆弱性可能会因金融状况的突然急剧收紧而暴露。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十年之后，从公共财富这个角度仍然可以管窥危机留下的伤疤，IMF最新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指出，在17个样本国家，公共部门的财务净值(资产与负债之差)比危机前减少了11万亿美元。此外，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总计已经创纪录地达到了182万亿美元，比2007年的债务水平增加60%左右，债务总量占全球GDP的两倍还多。
家庭和企业增加借贷，尽管可以推动消费，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债务过高会加大市场脆弱性。尤其是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随着国际金融条件收紧，外部借债的风险会因为资本市场信心下降、资本流逆转而加剧，并可能造成对其他经济体的溢出影响，对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造成冲击。此外，近年来，低收入国家债务脆弱性不断加剧，这也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的一项挑战，需要加强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债务透明度、融资的可持续性和债务重组中的债权人协调。
抓住数字革命契机
记者：如何理解数字革命对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颠覆性作用?IMF对此有何建议?
林&蒋：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具有明显的双刃剑作用。数字革命承载着巨大的希望，金融科技可以降低服务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强化竞争，加强金融普惠，尤其是通过向至今还没有银行账户的17亿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减贫。
但数字革命、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既会创造出新的产业和就业岗位，又会给传统行业带来冲击。单以电子商务为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数据显示，全球电子商务(B2B和B2C业务之和)总额从2012年的19.3万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27.7万亿美元。数字革命正改变着经济、商业和金融版图，给消费者、企业和监管部门带来了机会和风险，并重塑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诸多方面。此外，加密资产规模扩大也会给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应对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带来全新挑战。
数字化意味着更加高度融合的全球化，这就要求各国加深合作，挖掘金融科技的潜力，同时审慎应对相关风险。在本次年会期间，IMF和世界银行共同提出《巴厘金融科技议程》。
该议程以成员国的经验为基础，总结了决策者和国际社会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并将其提炼为12个要点，包括拥抱金融科技的潜力;利用新技术扩大金融服务提供;强化竞争，加强对开放、自由和可竞争市场的承诺;通过金融科技来加强金融普惠、发展金融市场;对持续发展变化的金融体系保持密切监测、深化理解;调整监管框架和监督实践，以实现金融体系的有序发展与稳定;保障金融体系的健全;实现法律框架现代化，为金融科技活动提供有利的法律环境;确保国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建设稳健的金融和数据基础设施，以维持金融科技的优势;鼓励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加强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集体监督。该议程虽然不代表IMF 或世界银行的工作规划，但给IMF 和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与成员国当局的对话提供了参考，帮助成员国分享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机遇和风险应对办法，也给IMF 和世界银行如何为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在新金融科技领域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