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注定要陷入泡沫、金融危机、货币崩溃的无尽循环中。要适应这种循环。至少这是上周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举行的央行行长年会上，世界各国央行行长们的预期。这次会议由美国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组织，行长们在自身权威摇摇欲坠的尴尬中仍然拨冗出席。
他们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所有探讨都带有一种接受现状的宿命论色彩。尽管非传统货币政策获得成功，最近金融监管也有了较大的升级，我们依然无法解决全球经济中的不平衡问题，这意味着未来将出现新危机。
实际上，问题正在恶化。自从1971年旧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固定汇率体系崩溃以来，世界已经习惯于国际金融的“三难困境”：自由资本流动、固定汇率以及独立货币政策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大多数国家选择掌控本国货币政策以及实行浮动汇率制。
然而，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埃莱娜·雷伊(Hélène Rey)教授在杰克逊霍尔发布了一篇优秀的新论文，文中指出，在美联储(Fed)货币政策驱动下的全球信贷和资本流动循环意味着，即使是浮动汇率也不能确保一个国家主导自身的命运。“三难困境”实际上是两难困境。于是选择变成了：要么实施资本控制，要么让美联储来左右本国经济。
杰克逊霍尔会议上人们对这一悲观分析的无奈接受令人震惊，特别是，由于美联储酝酿缩减每月85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资本正纷纷逃离新兴世界，并拉低了汇率。这至少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通胀和利率升高的风险；那些曾经过度享受资本流入的国家，比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则可能会遭受更大的冲击。
然而，所有的讨论都是关于单个国家如何规避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影响。雷伊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能指望美联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考虑别的国家（这也是不合法律的）。她建议采取有针对性的资本控制、严格的银行监管和国内政策来给信贷繁荣降温。
实际上，这样做肯定不会有好效果。这种做法要求世界上每个国家严格自律，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资本流动。这就好像是说，如果世界上每个人每个小时都洗手，并且从来不出门，就能治愈感冒了。即使这样做有效，政策的必要波动也依然会给这样做的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成本。
但这也不是唯一的选择。五年前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之后，人们一度期望形成一种新的国际金融体系。这种期望已经消失，但我们迫切需要找回它。
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是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的，改革它们的努力也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中一个主要缺陷是，缺乏一种机制，迫使经常项目盈余国家减少盈余。由此可能形成严重的不平衡并且会一直持续，比如中国的盈余就使得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助长了金融危机。
实际上，拥有盈余是明智的，因为如果投资者决定将资金撤出你的国家，没有哪个国际央行可以依靠。诚然，有一个叫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机构，但1997年亚洲国家尝试过向其求助，这次经历是如此“愉快”，以至于从那之后它们就一直在积累外汇储备以避免这样的情况重演。
如果国际金融体系依靠一个国家的货币（美元）作为其储备资产，那么就不可能形成可靠的支撑。因为只有美联储能印美元。危机之中，美元是绝对不够的，随着世界经济相对于美国的增长，这种短缺只会加剧，即使目前新兴市场的问题是美元持有量过多。
解决之道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创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制定各国货币与之兑换的规则，惩罚那些永久持有盈余的国家。金融危机之后，联合国(UN)、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乃至中国央行行长都提出了大量类似的提议，却都不了了之。
甚至是朝向这个目标迈出的最基本的第一步——增加IMF的资源，赋予新兴市场更多的投票权，这样在需要的时候IMF就可以成为它们的支撑——在美国国会就遭到堵截。
然而，目前实施改革的可能是几十年来最大的。危机和衰退缓解了全球不平衡，即使只是暂时的。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也就不再需要立刻做出较大调整来减少其盈余。
金融危机也让美国深刻意识到为世界提供储备货币的坏处。
新兴市场也得到一记警钟，看到输入美国货币政策的危害。
渐进改变比突然变革更加可行，但现在已经是起步改革的时候了。自从金本位制结束之后，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就不复存在。然而，创造这种稳定体系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有胆量去尝试。
译者/王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