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衰欧洲”“看空欧洲”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以及政策界非常流行。比如，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年10月份的一篇评论文章就认为，欧洲正疲于应对五场未曾预见、正处于不同阶段的危机：难民危机、欧元区外围国家债务危机、全球经济低迷、乌克兰危机以及大众汽车丑闻。种种“利空”消息让很多观察人士认为欧洲前途暗淡。究竟该如何客观地看待欧洲，欧洲是否有能力走出“艰难时世”？
欧洲经济：以改革促增长
2013年是欧洲经济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欧洲经济复苏的势头逐渐企稳，当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0.3%，更为重要的是，欧元区六大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全都在第四季度实现正增长，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头一次。此外，无论是欧盟整体还是欧元区，经常账户顺差持续增长。
欧盟委员会在2015年2月发布的《冬季经济预测》报告中认为，欧盟已进入了第三年的复苏，预计2015年，欧盟成员国将全部实现正增长，失业率逐步下降，通胀率继续维持较低水平，赤字率和债务率持续下降。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相较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欧盟经济增长不仅微弱，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停滞”，那么欧盟的经济是否真得像一些评论所说的那样经历一个“失去的十年”？情况并非如此，欧洲的政治精英们现在要做的，不能简单地通过财政刺激来推高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实施着眼于欧洲未来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欧盟经济的这种低增长正是改革阵痛的体现。
当前欧盟经济虚弱的根源不是债务危机，而是欧盟国家内部不适应全球化竞争的经济社会制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缺乏财政可持续性的社会福利制度；二是缺乏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这也构成了所谓“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但这些改革涉及欧盟国家强大的利益集团，推行起来阻力重重。此次债务危机的爆发为欧洲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显然也没有“浪费”掉这次危机，而是及时把握住机会，实施了早已成为共识但却迫于国内压力而一直停滞不前的结构性改革。这次欧洲的领导人进行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要比之前坚定很多，并非单纯是为了应对此次债务危机，而是欧洲政治经济精英们的共识：将危机作为推进欧洲改革与转型的契机和合法性来源，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和重塑欧洲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
欧盟政治结构：德国成为领导核心
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德国地位的上升成为不争的事实，德国与欧洲的关系再次受到瞩目。
后危机时代的欧盟面临三个主要任务：一是恢复经济增长。当前欧盟经济的复苏仍然具有不确定性，逆转的风险是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复苏缺乏经济企稳的有力支撑。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衡量一国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欧元区的CPI已经长时间处于1%以下。第二，虽然欧盟经济整体实现正增长，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这种“无就业增长”如果长期持续，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完善银行业联盟的建设。银行危机与政府财政危机之间相互传染是此次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建立银行业联盟，切断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是将来预防类似危机再度爆发的重要举措。三是财政一体化。这是从根本上消除欧元制度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分离这一内在缺陷的解决途径，在基本制度层面避免危机重演。对于这三大任务，德国正凭借其主导地位进一步发挥直接影响，将自己的理念渗透到了宏观层面的欧洲一体化制度建设和微观层面的经济运行之中。
除了经济事务外，德国在欧盟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发言权也越来越大，正在取代传统上法国在这些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德国扮演了代表欧盟的“总协调人”的角色：一方面努力与美国和乌克兰达成一致的立场，小心谨慎地控制着制裁的规模与节奏，迫使俄罗斯妥协；另一方面利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世界谈判沟通的桥梁。当前德国在事实上主导着欧盟的对俄政策，迄今为止欧盟所提出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还是遵循德国的思路：遵守明斯克协议。而明斯克协议的基本内容就是之前德国提出的解决路径：乌克兰实施某种形式的联邦制，东部享有特殊的自治地位，可以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但乌克兰的主权统一要得到保障。
如果说债务危机让德国获得了欧洲的经济主导权，乌克兰危机又大大增强了德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话语权；那么此次对欧洲遭遇的难民危机的处理，则让德国在欧洲内的领导地位具有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在意识到很难阻挡难民涌入德国之后，默克尔采取主动，欢迎难民来德国，虽然因为各方面原因，德国随后又收紧接收难民的条件限制，但仍然给法国和英国等其他较大的欧盟成员国带来了道德上的压力，也让德国拥有了其他欧洲国家无可比拟的道德高度，使得德国的领导权更为稳固。德国的“重新崛起”，使得欧洲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政治上更具有凝聚力，在全球舞台上行动能力大为增强。
欧洲对外战略调整：打造“大西方”
欧债危机不仅影响了欧盟的政治经济形势，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欧洲政治精英对自身力量与外部世界的看法。他们发现欧盟不像他们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强大，而是完全暴露在经济全球化的风险之中，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下，欧盟是脆弱的。于是欧洲人开始思考重新构建国际秩序的安排，将对外战略的重点投向了大西洋，推动发达国家间更紧密的合作，并让这种合作进一步体制化，建立以欧美为核心的“大西方”。
“大西方”是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一个概念，认为西方的衰落并非历史的必然，如果美国和欧洲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就可以塑造出一个更广大和更具活力的西方。他认为这个“大西方”的地盘将从北美一直延伸到欧洲，然后再进入欧亚大陆。布热津斯基的这一理念实际正在被欧洲人所实践。所以，我们看到，在2008年之前，无论是欧洲的政治家还是欧洲的学者，都非常喜欢谈论“欧盟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也非常强调欧盟这支力量不同于美国的所谓“独立性”和“独特性”。但2008年之后，欧洲的政策界和研究界对自身力量的看法普遍发生了改变，不再刻意强调欧洲在国际政治中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而是转向加强欧美关系，害怕被美国人抛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加快了新一轮全球自贸区谈判的步伐。以往欧盟自贸区谈判往往都是遵循国际分工与产业互补的原则，大多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而欧盟此轮自贸区谈判对象则集中在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自贸区协定在内容上往往是全面和高标准的，而非传统自贸区谈判中以削减关税为主要内容，且所涉及的产业类别有限。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习惯于享受冷战结束所带来的20多年和平的欧洲人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了战争离他们并不遥远，欧洲的安全并非万无一失。这让乌克兰危机成为了欧美加强合作的另一个动力，特别是欧美在北约框架下合作。德国《世界报》在2014年刊发了一篇题目为“欧洲更依赖美国，而非中国”的文章，该文认为，美国对于欧洲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经贸上，美国是欧洲无可替代的盟友，政治上捍卫和平和自由，经济上则致力于开放市场、健全国际法治。欧洲如果以为，不依靠美国也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符合西方构想的全球经济秩序，那简直就是无知，甚至傲慢。这应该是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前欧洲在对外战略方面的考量。
中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在传统上基于两个判断：一是欧洲人联合走一体化之路的目的之一是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独立的力量，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立一极。二是成为独立一极的欧洲是平衡美国的重要力量。但从欧洲目前的对外战略来看，它既无独立于美国的雄心，更无意愿成为一支平衡美国的力量，而是在战略上加速倒向了美国，“大西方”正在从一个概念变成一种现实。这对中国构成了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