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迄今已近十载，然而世界经济复苏依然在困顿中缓慢前行，加之由此派生的种种问题接踵而来，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使得全球经济治理陷入更多困惑而难以抉择。
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长期低迷。全球经济增长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首要命题。然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始终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危机爆发九年以来，全球GDP平均增速仅3.5%，低于危机前5年1.6个百分点。全球贸易持续下滑，连续五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2015年全球贸易总额下降幅度近14%，2016年态势延续，全球贸易创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同时，G20成员平均每月新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数量达到2009年以来最高，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仍处在孕育阶段，其作为潜在经济增长的动能并没有及时到位。此外，发达国家面临去杠杆、老龄化、宗教和民粹主义等一系列问题，都使得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预期下降。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加碎片化，现有的全球治理还远不到位。首先，在贸易体制建设上，多哈回合的停滞导致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受阻，而区域或双边协定却层出不穷，进一步导致国际规则碎片化。其次，2008年金融危机突发，使得全球治理领域的思想交锋和规则竞争明显加强，全球治理思想出现混乱且日渐分化。例如，反映在发展的“搭便车”问题上，中国欢迎世界人民搭便车而个别国家对此更多的则是不满。再次，近年来，服务贸易、电子商务以及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变化等，已经深刻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内涵，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内容也更加精细专业化。此外，金融危机后，各国都更愿意从直接见效入手，专注于解决国内问题，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收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失序，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遇重大挫折，现有的全球治理还远不到位。
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全球经济格局不匹配。当前，新兴经济体正集体迅速崛起，但是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却缺少话语权，而发达国家经济相对实力下降，但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自2002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从33%增加到61.4%，然而发达国家正在逐年下降，失去了对全球经济的带动地位。上述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理应反映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中，然而现实却不尽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这种滞后性也致使全球经济改革受阻。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要求其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整体而言，中国面临着两种风险，一种是变革的风险，一种是不变革的风险。
改革意味着压力。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一些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对我国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期待也越来越多。因此，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的外围渐趋核心，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成为必然之势。但由于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成本，这一过程也意味着中国必须为国际规则载体和平台运行担负更多成本和智力支持。而我国仍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外界认知与我国实际情况的落差给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带来复杂影响。
顶层设计是改革的第二重压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核心圈的职能之一是设计规则，涉及对提升全球治理的议题设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务实机制的建设，聚集全球治理支持的国际力量等问题的创新型统筹思路与方案，特别是对于中国理念的糅合。虽然这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中国一家之言便可决定，但全球化生产协作的深度，决定了经济政策的协同与调节必须非常谨慎，机制设计如有不慎，可能会使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付出沉重代价。
以除旧布新为特征的改革蕴含着双刃剑的原始要义。通过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规则和议程设定，能够将符合自己利益的内容纳入到多边贸易规则中来，国际秩序的建立背后实为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由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利益诉求差异较大，且发达国家作为旧有体系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坚定的捍卫者，新兴经济体在推进除旧布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将必然引发两大阵营长期的摩擦与博弈，因此这不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言，都将是风险与收益并存。
不变革的风险在于，前述挑战将继续深入影响一些国家的政治架构和政治生态，减损国际社会对全球化的民意支持，削弱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冲击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使得国际组织的治理能力下降。
中国已经意识到其作为新型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巨大影响，并以勇于担当又不失谦和的态度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中国方案，努力推动全球化和开放共享，而绝非“国强必霸”。
改革国内经济治理模式，提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综合国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治理。借鉴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经验，中国未来的经济治理模式将继续沿着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方向发展，以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新兴世界的吸引力，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软实力。首先，政府要转变行政职能，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向市场注入更多活力;其次，政府要强化监督职能，摒除市场上出现的不正当竞争问题，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再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坚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真正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维护现有多边和区域贸易谈判成果。坚定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动贸易和投资开放。通过积极参与和主导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贸合作实践，逐步培育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和积累区域范围内跨国贸易合作的有效治理机制和治理经验，推进WTO框架下全球贸易规则和贸易政策的合理化，努力推进构建多边共赢的全球贸易治理框架。在多边贸易框架之外，在区域经济合作层面谋划布局。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东亚“10+3”自由贸易区和APEC合作新机制的区域经济整合，都可以作为中国更好参与区域经济治理的战略实践平台和试验基地，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升级和优化，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集团的内部整合进程，提升利益捆绑程度。
充分参与并完善G20全球治理机制。G20机制是目前大国协调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甚至越来越被国际社会视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指导委员会，因为该机制适应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变迁，承认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地位，采用相对较低的国际交易成本和论坛式的制度安排满足了大多数成员的制度偏好。G20是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舞台和实践平台，但是由于G20并没有常设秘书处，其所达成的许多决定和共识仍需要通过有关国际组织和大国去推行和落实。由于大国对G20利益取向的差异，发达国家同新兴市场国家治理议题和方案的竞争将长期存在，同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竞合关系。因此，建立长期稳定健康的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和加强中美战略互信、中俄战略互补、中欧战略互动，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心和关键。
探讨构建以“金砖国家”机制为核心的多层次、规范化合作机制。构建新兴国家间合作机制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途径，新兴国家之间的合作虽然已经出现了扩大与深化的趋势，但还受自身经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度高、相似度高，制度性合作机制缺乏等因素制约，合作深度有限。中国应继续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化，同时发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带动新兴国家间合作中的龙头作用。中国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金砖国家”深化合作，在条件成熟的领域积极推动合作制度化，扩大货币互换与本币结算，落实“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外汇储备库，减少对美元依赖，支持共同发展，抵御外部风险，共同倡议和推动国际经济机构改革。通过融合创建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成新兴国家间合作的核心机制，联合其他新兴国家使之成为与G8并驾齐驱的新型全球经济治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