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东剧变前，有关阿拉伯世界治理失败的报道经常见于报端，尤其是联合国组织编撰的《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将阿拉伯世界存在的政治专制、民生艰难、贫富分化、教育落后、性别歧视等弊端揭示得淋漓尽致。某种程度上，2011年中东剧变就是这种国家治理失败的集中爆发。这场剧变本身带有探索国家治理新模式的性质和任务，因而其一度被寄予厚望，称为“阿拉伯之春”。
事实上，在民主政治的发祥地欧洲，同样出现了民主衰落倾向。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目前，欧洲政党加速衰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政党在过去3年里总共流失150多万党员，英国选民入党比例不足1%。丹麦、芬兰、荷兰只有1/3民众相信政党政治，德国和奥地利这一比例为1/ 4，法国、意大利和许多东欧国家只有1/10或更少的人相信。美国也出现了大规模抗议“金钱民主”的运动。这些迹象表明，民主政治在西方声望日衰，中东国家更不可能将其视为纾解困境的利器。
中东国家治理两大结构性问题
从宏观理论看，数年来的中东民主试验，暴露出中东国家治理两大结构性问题。一是难以把握稳定与改革的关系。过去相当长时期，中东国家盛行威权政体和强人统治，这种政体能够确保政局稳定、提供必要“公共产品”，但长期“超稳定结构”导致政坛一潭死水，乃至出现“家天下”趋势，如埃及穆巴拉克试图“子承父业”；利比亚卡扎菲不允许任何反对派存在，同样存在世袭统治可能。这些国家在2011年中东剧变中陷入动荡乃至政权垮台，部分原因就是民众对这种集权统治模式心生厌倦，渴望新的政治变革。但由于这些国家整合不成熟，教派、部族、民族等潜在矛盾突出，因此一旦中央政府控局能力下降或政权垮台，必然导致教派矛盾升温、部族意识复苏、极端恐怖势力兴起等种种负面效应。政治转型时“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种困境令中东国家探索治理模式之路左右为难。二是难以避免宗教与世俗力量矛盾激化。阿拉伯国家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并将其定为国教，但现实政治中则实行政教分离。这种道统与法统分离导致中东国家始终存在明暗两条线：明线是世俗政权和世俗力量，暗线则是活跃在民间和地下的政治伊斯兰势力。例如，埃及穆兄会1928年就已成立，该组织只要有机会，便设法进入体制内部；若没有机会，则与政府各行其是，逐渐向体制内渗透。因此，中东只要出现重大历史变动，总会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身影，并因此加剧教俗矛盾。
2011年中东剧变中，埃及的穆兄会及其隶属的“自由与正义党”、突尼斯“复兴运动”、利比亚的“正义与建设党”等处于蛰伏状态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打着反对独裁统治、增强民主合法性的旗号应运而起。埃及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还在2012年选举中当选总统，并在掌权后推行“伊斯兰化”政策，由此导致世俗与宗教矛盾白热化、公开化。埃及军方2013年7月罢黜穆尔西，并在反恐名义下关闭27000多家宗教场所，1400名穆尔西支持者被杀，1500人被监禁。穆尔西也以间谍罪被判处终身监禁，穆兄会领导人巴迪亚被判25年徒刑。在此背景下，穆兄会暴力化倾向增强。2015年6月29日，负责审理穆尔西案的总检察长遭袭身亡。2015年7月，13名穆兄会成员涉嫌在苏伊士运河区域布雷被捕。由此使埃及陷入“深刻而尖锐的社会分裂”。“要么是世俗独裁，要么是伊斯兰民主”，这种两难处境令阿拉伯国家左右为难。中东国家探索治理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迷茫。
中东转型国家“民主冷漠症”
从实际业绩看，数年来的民主化实践未使相关国家情况好转，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处境普遍“今不如昔”。
埃及是典型例证。2011年政权更替以来，埃及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外汇储备由穆巴拉克下台前的360亿美元降至2015年底的164亿美元；外贸赤字从2013—2014财年340亿美元，增至2014—2015财年的390亿美元；财政赤字每年增加10%，2015年埃及债务占GDP的100%。埃及旅游业也因安全形势恶化明显减少。埃及民众感受也极为悲观。据“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埃及民众对生活满意度连年下降。用“从1到10”衡量民众满意度，埃及2005—2007年得分5.4，2010—2012年得分4.3，2012—2014年仅有1.13分。在连续三年的报告中，埃及均被列为“不幸福”。2016年2月24日，塞西在公开演讲中，谈及埃及经济困难时甚至表示，如果对国家经济真有好处，他情愿卖掉自己。因此有人认为，埃及根本不需要反对派，只要坐等就能看到国家完蛋。
突尼斯政治转型相对较好，但经济和安全形势并不乐观。目前，突尼斯面临“非常困难的形势”，失业率达到25%，青年人失业率达40%。2016年1月21“茉莉花革命”五周年之际，突尼斯爆发上千人抗议，冲突造成数百人受伤。与此同时，突尼斯安全形势恶化。突尼斯参加“伊斯兰国”人数居阿拉伯国家之首。目前已有6000多名极端分子返回国内，国内安全形势严峻，并由此严重打击突尼斯旅游业。2015年1月至11月，突尼斯游客减少26%，旅游收入减少33%，GDP增长率几乎为零。突尼斯面临“越乱越穷，越穷越乱”的恶性循环。
事实证明，指望通过“民主化”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中东的治理模式危机并未解决。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2011年中东剧变时，中东地区失业率为25%，目前已升至30%，是世界平均失业率的倍数。根据标准普尔的报告，2015年阿拉伯世界11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达1430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706亿美元增加一倍，预计2016年政府债务仍将居高不下。另据联合国对156国“幸福指数”排名，埃及列130位，摩洛哥排99位，突尼斯排104位，伊拉克排105位。另据“阿联酋战略论坛”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当前中东比‘阿拉伯之春’前变得更不稳定、更看不到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当前中东转型国家普遍出现了“民主冷漠症”。根据位于卡塔尔多哈的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年阿拉伯舆论指数报告》，2012—2013年，61%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及其后果是“积极的”或“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只有22%受访者持否定态度；2014年两种观点大体持平，分别为45%和42%；到2015年，持否定态度的受访者达到59%，首次超过支持该运动的民众。
“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
展望未来，这些中东国家面临“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多数国家已无法回到过去。当前中东乱局持续，促使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稳定与秩序的极端重要性，“人心思稳、人心思定”成为大势所趋，但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埃及算是非常幸运的，该国尽管发生政治剧变，但原有国家机器和政治框架基本保留，因此尚有条件“原路返回”。事实也是如此，2013年7月埃及军方强行将民选的穆尔西总统赶下台，并将恢复秩序视为优先要务，强力镇压了穆斯林兄弟会、“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等各类反对派。2013年7月以来，塞西政府已关押了4万多人，乃至有人感叹当前埃及的镇压行动比穆巴拉克时期还严重。但不管怎么说，埃及毕竟逐渐回到稳定与秩序轨道上，经济恢复正有序展开。然而，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遭受外力干涉的国家，由于原有国家机器已被彻底打破，导致部族武装、教派冲突等各种原生性势力势如泉涌，由此进入到近乎不可逆的“碎片化”过程。无论是自身条件还是外部环境，这些国家重新出现枭雄式人物、重建威权政体已经不可能。换言之，这些转型国家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另一方面，中东治理模式也看不到未来。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中东几乎成为世界各种意识形态的试验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先后在中东舞台登场亮相，但均未使中东国家摆脱困境。“民主转型”本来是中东国家探索国家治理新路的最大希望。而2011年“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意味着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同样不能解决中东面临的问题，反而加剧了中东的意识形态危机。“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当前中东就面临这种困境。
笔者认为，中东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发展，不应在政体改革这一次要问题上“打转转”，而应首先明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2011年中东剧变中，抗议者的口号就是“面包、自由和社会公正”，表明这场剧变应是一场涉及广泛的全面社会经济革命。但迄今为止，这种变革主要限定在政治体制等上层建筑领域，始终没有抓住核心问题。“这场阿拉伯革命几乎没有产生领导人，没有像样的行动计划，没有真正的理念。”由于未触及社会经济基础，看似轰轰烈烈的“阿拉伯之春”，最终变成“只开花不结果”的“假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