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16日，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说，秉持以国以民为先的建设性政治原则至关重要。此后，“建设性政治”（Constructivepolitics）引发新加坡朝野热议。
这是2011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面临执政危机，进行政策和人事调整后，首次提出新的执政理念。
昨天，纸牌屋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王长江教授。
撰文/王维佳
纸牌屋：近几年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推行了一系列主张和措施，这次又提出“建设性政治”这一理念，您认为这其中有没有内在的逻辑？
王长江：有。从“建设性政治”讲，由于国内社会的不断多元化，利益分割的不断多元化，越多元化越众口难调。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的声音肯定越来越大。所以，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的得票率只有60%多。
从这个角度说，它在调整。其他党都在起来，都在挑战它。人民行动党觉得这些挑战是合法的。但是，作为执政党，它一方面要控制住，另一方面要引导，不能让这些党和自己走向对立，还是要坚持中华文化传统，要和谐，讲协调，讲谈判，讲妥协，讲建设性。
从国际上讲，更是如此。在西方的大力推动下，许多国家纷纷转型，它们转型转出不少问题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民主不一定带来发展，那么，什么样的民主带来发展？
新加坡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沿着自己总体上来说比较好的道路前进。这样就提出来“建设性政治”这么一个概念。
纸牌屋：在有强大外部危机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还要坐视反对党壮大？
王长江：这也是从危机的角度去考虑的。新加坡接受的也是中华文化，从中华文化里面也能挖掘出很多和新加坡现在理念相通的东西。
比如说，多元化社会有多种诉求，作为必须回应民意的一个党，人民行动党必须尽可能的把民众的诉求整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没有辩论，那么决策就可能失误。一旦失误，国家的生存就有危险。
强烈的危机感使人民行动党需要保留监督的声音，保留辩论。这次提出的“建设性政治”，我看就是要把这些要素朝建设性引导，不能出现像台湾民进党“逢中必反”这样的情况，始终唱反调。人民行动党主张，它自己和反对党的意见都要对国家、对老百姓有利。我觉得这还是很有道理的。
纸牌屋：我注意到反对党也支持“建设性政治”。
王长江：新加坡已经形成了这种文化。反对党可以反对，但必须是建设性的。反对党反对要提出理由，并且要提出解决方案。不能执政党提出来的，反对党就反对。各个党都要在道德上站住制高点，都要为国家、为老百姓。新加坡之前就是这样的。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认为人民行动党提出“建设性政治”，一个原因是新加坡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政治传统，并且一直受益于这个传统。
另一个原因是现在世界形势很复杂，尤其乌克兰事件，还有埃及、利比亚这些国家都存在特别强烈的政治对抗。新加坡认为这不可取，同时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全部照搬，还是提倡“和为贵”、“相互协调和谐”等观念，这些观念带有很强的中华文化色彩。
纸牌屋：李显龙在给“建设性政治”下定义时，指出要“确保国家由操守和品格高尚的能人领导”，这是不是也是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王长江：新加坡本来就有竞争政治的基础。李显龙下的定义，实际上只是说确保不要让代表一党利益的、具有个人野心的、没有什么政治道德的人上来，还是要让能治国的、道德比较高的人上来。这是新加坡吸收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
但是，我们不好简单地说，新加坡用的就是中华文化。过去这些话是说给皇帝听的，告诉皇帝用人得用有德的，至于皇帝会怎么用人，那是皇帝的事情。但是，李显龙这个定义是呼吁整个体制，希望整个导向、希望老百姓选人要用这样的人，而不是让老百姓不要选了，由人民行动党自己决定。
纸牌屋：您认为人民行动党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动作？
王长江：一方面它遇到的挑战很大，国际上的事情可能会影响到它。另一方面，刚才说的多元化态势，确实众口难调。我觉得它会做一些事情，特别是一些过去做得比较成功的事情，比如联系老百姓，和各种团体沟通，和反对党互动。
纸牌屋：中国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王长江：做法上，我们有不少可以借鉴的。特别是微观层面。比如说，怎么让党员去联系老百姓，怎么让政府运行更加透明，怎么让民众参与到政治运行当中来，怎么回应老百姓的利益诉求，怎么提供更多平台让老百姓表达诉求。新加坡还是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值得学习。
但是总体上，我们还是有一个特别迫切的事情，就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做法而已，而且整个权力关系没理顺，到时候这些做法可能会变形。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正在开展党的群众教育路线实践活动，希望我们的干部学会和老百姓打交道，接近老百姓，赢得老百姓的信任，甚至有些地方提出来要修复党群关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脱离老百姓，老百姓不信任你，早晚要出事。但是，你去看一下，就会发现有些地方很有意思。
纸牌屋：新加坡在这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王长江：在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下，议员接触老百姓是自觉自愿的，因为他不接触，下次票就没了。就算不要求他去接触老百姓，他也会拿出时间去接触老百姓。
新加坡做得比较好的是，这些议员的命运既掌握在老百姓手里，也掌握在党的手里。党给老百姓推荐精英，精英合格不合格老百姓说了算，如果不合格，再换人。
回过头来看我们，我们现在没有这样一套机制。
如果去看这次党的群众教育路线实践活动，你可以知道在这次活动中党员干部联系了多少群众，了解了多少情况，民情日记写了多少。不是这些党员干部愿意去这么干，而是上级让他们这么干，听上级的话才能得到提拔，动力不在老百姓。
所以问题出来了，等活动结束了呢？领导人注意力转变了呢？下一阶段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别的方面了呢？有些党员干部可能就不去了，那就没法延续了。所以，我们要建立一种机制，让党员干部向党负责的同时，也向老百姓负责。
到时候就不用搞活动了，党员干部自己就主动联系群众了。说老实话，我们现在光有原则，但是体制没建立起来。
纸牌屋：您如何看新加坡的“权威主义”？
王长江：权威主义是别人给新加坡的定义。权威主义今天说起来是挺复杂的一个概念。有的人把没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叫做权威主义，有的人则认为已经建立在民主制度上、但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独大的党的国家是权威主义。各个国家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我看现在有些人在讲新权威主义，好像意思就是只要强权，保证领袖集团的权威，有推行政策的能力，就叫做新权威主义。反正各有各的看法吧。我个人觉得新权威主义的定义下得有点乱。
我觉得新权威主义有这么四点。
第一点是强调政府权力，强调掌权者的权力，强调掌权者要有推行自己政策的能力。
第二点是权力的基础是过渡性的，必须有明确的方向，这个方向是民主政治。不能说加强了权威就叫新权威主义，它是一种过渡，由非民主过渡到民主，指向非常明确。
第三点是进程本身可控制，是一种有序民主。新权威主义认为，自然发展也能到达民主，但是这样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会走很多弯路，最好在强权控制下走向民主。
第四点是有顶层设计，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达到目标的大体路径是什么，路径之外还要有步骤，过多少年到哪一步，过多少到哪一步。这些都要有描述。不能说把权力做大了就叫新权威主义。既存在做大了不想离开权力的情况，也存在做大了不想实现原有目标的情况。顶层设计对民众是有承诺的。
纸牌屋：好多人一说新权威主义就想到新加坡。
王长江：我不是特别认同。
新加坡的政治存在竞争，也采用西方普世的一些原则，沿着西方民主原则在运行，只不过到最后的结果形成了“一党巨大”，其他党发展不起来的状态。在议会里，就是人民行动党说了算。不过，党说了算不代表领导说了算，党内还有博弈。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严格说不能叫新权威主义。
我认为新权威主义应该是比较特指的，比如说朴正熙时期的韩国。
他们当时特别强权，但是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走向民主。同时，不让民众乱来，如果乱来，他们还是要动手的。必须按照他们的图纸和路线图前进。
我认为这两个案例是典型的新权威主义，新加坡可以当作“非典型的新权威主义”。
纸牌屋：您是世界政党比较研究的专家，能不能说一下各国长期执政的政党有什么共性？
王长江：共性很难说。当然，真要说还是可以说出来的。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政党最重要的作用是怎么把民意输送到公共权力的运行中去，然后让公共权力的运行比较全面地代表民意，代表老百姓的利益、愿望和诉求，那么老百姓就认同这个政权。
在西方，一个党输送一些利益诉求，比方说一个党代表工人阶级，一个党代表中产阶级，还有一个党代表富裕阶级，这样用多党的形式基本上把社会各种诉求都体现出来。
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一党做得很大呢？因为这些国家的一个党就基本上可以把社会各个层面的意愿体现出来，都有一种整合机制。
像日本的自民党，现在不如过去了。1993年之前的38年，自民党确实是一党独大。它把社会上各种利益愿望诉求整合到党内，一个党员代表一部分人，党内有不同派别，可能一个派别倾向于工人，另一个派别倾向于老板，然后在党内协调。
还有像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它的整合机制又不一样。它在党内建立各种机构和部门，有管工人的，有管农民的，有管资产阶级的。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变成各个部门坐下来谈判。它一党执政了71年。
这个党最后之所以没有继续执政下去，失去政权，不是因为这种模式搞不下去了，而是因为整个党的政策出了变化。当时新自由主义比较盛行，它就一屁股坐在了新自由主义上，但是，老百姓不喜欢新自由主义，他们喜欢公平，而新自由主义更讲究效率。这时候反对党起来代表老百姓的意愿，票数一下子涨起来了，这样墨西哥就由一党独大变成了多党制。这种例子还有不少。
纸牌屋：但是我注意到有些地方，执政党没有什么问题，好像就是老百姓厌倦了这个党。
王长江：确实有这样的现象，这次人民行动党提出“建设性政治”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有时候，老百姓确实对执政党没什么不满，但是就觉得你老在那儿执政，想换换口味。这个问题确实是长期执政的政党需要思考的。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新加坡这次提出“建设性政治”，李显龙用“巧语政治”批评反对党领袖，我认为其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找问题容易，但想出解决的办法来不容易。无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应该以拿出一套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为目标”。这显然是为防止反对党“以反对为目的”打预防针，有很强的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