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野田佳彦政府倡导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热情没有坞山执政时高，尽管日本正在开展TPP的加入谈判，但东亚的一体化似乎仍是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东亚文化共同体既是东亚共同体构筑的难点或脆弱之处，也是东亚共同体稳定性与强韧性的保证。日本是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推进者，摸清日本政府、学界的文化东亚构想对于构建东亚文化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东亚文化上的一体化是以人种、地理条件为自然基础，东亚认同意识为心理基础，文化交流为保障，共通生活方式为载体，历史文化传统为源泉，是东亚各国人民从古至今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东亚人共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东亚文化之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20世纪90年代东亚文化在日本受到广泛关注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东亚文化一体化是东亚一体化的伴生话题。20世纪90年代，亚洲经济急速成长，区域内经贸、文化交流增多，冷战结束后原本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开始有明显地向亨廷顿所说的文化、文明冲突转向的迹象。而对EU}NAFTA的出现，美国贸易自由化的压力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亚洲内部联合起来的呼声愈加强烈。在第三次ASEAN}3首脑会议上“关于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的发表，明确提出了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规定了包括经济、政治、安全保障和文化等方而的合作内容。(2)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开始在亚洲内部寻找成功的文化要因。就如亨廷顿所说，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罗伯特？N？贝拉、森岛通夫、山本七平等人也都认为东亚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3)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区域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增强了文化上的相互了解与融合。特别是大众文化层而的交流更是令人瞩目，漫画、动画、电子游戏、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文化产品在亚洲广泛传播，出现了“韩流”、‘旧流”等共通的文化现象。(4)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探讨区域化时，文化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概念，因为它与认同感紧密关联。约瑟夫？奈认为，对一体化持久性的认识越强，认同感的吸引力就越大，反对团体就越不愿意正而攻击某个一体化方案。川在上述条件下，对于泡沫经济崩溃后苦于长时间经济不景气的日本来说，己经具备经济实力的亚洲各国不单是榨取的对象，也是合作的对象。日本需要重新构筑亚洲认同，建立起与亚洲的良好关系。
在2004年7月召开的ASEAN外长会议上，日本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论点报告”(“IssuePapers中，其中提到了培养“东亚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2004年5月，日本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研究东亚共同体问题的平台—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云集了日本政府、知识界和财界、媒体等各界精英，该评议会将产官学紧密结合起来，是比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和东亚论坛(EAF)的日方窗口机构—日本国际论坛更具广泛性和雄厚经济基础的组织。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从成立之初就开始关注东亚文化以及日本在其中的作用问题，先后针对东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及文化交流领域中的东亚地域合作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2011年，日本将东亚文化交流作为策略提了出来。在同年修改并通过的《关于文化艺术振兴的基本方针》(以下简称《基本方针》)中，提到了修改《基本方针》的国际背景：(1)伴随全球化的发展，一方而文化艺术创造性地促进了相互交流，另一方而也产生了文化的认同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2)在东亚地区，追求经济社会发展，各国间进一步联合和协作的过程中，在文化艺术方而的交流也有待深化。(3)与此同时，在周边国家经济和文化显著发展的情况下，日本的国际地位有相对下降的危险。为了实现“文化艺术立国”的目标，在《基本方针》中提出了六条重点战略，而加强东亚文化交流是“文化传播？充实国际文化交流”重点战略的组成部分。在2011年文化厅发布的《日本的文化政策》中明确写道：“与中国、韩国、ASEAN各国为首的东亚诸国关系的强化己经成为(日本)整个国家的课题，在这个过程中加强有助于国民水平上相互了解的文化交流成为一个课题”。日本政府为了加强与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除了支援与这些国家间开展的人员交往和各种活动之外，从2011年开始也支援艺术团体在这些国家公演。积极向东亚各国派遣文化交流使，以促进日本文化在东亚的传播。
以东亚文化艺术会议、民间团体等作为日本建立向东亚传播日本文化的国际据点。
东亚文化共同体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和学界热议的话题，但是至今仍无统一意见。然而，从日本政客、学者近年来颇多的言论著述中，仍然可以梳理出关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思想脉络。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一股东亚研究热，石母田正、藤间生大、松本新八郎以及远山茂树等人从东亚的视角来把握日本史，既开辟了日本史研究的新视野，也奠定了东亚世界史研究的基础。而西岛定生教授1962年发表的《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6-8世纪的东亚》(《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古代、1983年发表的《东亚世界的形成》(《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奠定了东亚世界史研究的理论基础。西岛定生认同上原专禄关于世界的认识，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单一世界是近代之后才形成的。在此之前，世界上并存着具有独自性的多个世界，它们是拥有固有文化、地域性联系的彼此独立的世界(“东亚世界”、“印度世界”、“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世界”)。在此基础上，西岛认为东亚存在固有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具有汉字文化、儒教、汉译佛教、律令四个标志特征。这个包含着现在的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越南等的东亚文化圈，不仅仅是文化通过文化的扩展而得以形成的，其背后存在着中国的皇帝与周边各国、各民族首领间通过授受官爵为媒介形成的册封体制。以册封体制这一政治结构为媒介，中国文化得以扩张延伸。西岛将这一文化圈和政治圈合为一体的自我完结的世界称为“东亚世界”。吉田悟郎进一步发展了“东亚世界理论”，他认为东亚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且是“意味着包括今天的日本、韩国、朝鲜、中国、越南等组成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政治性的地域世界”。叫日本离不开东亚，日本和日本史必须在世界史中特别是相对东亚各国、国民来明确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即使是对全世界的责任实际上如果脱离了东亚，不以东亚为媒介，也是无法实现的。东亚不是被简单地一元化了的地域，而是由多种多样的要素多元地、重层地相互混杂复合而形成的场域。然而就如铃木亮所说，东亚也存在着共通性和一体性，它是东亚各国相互连结、相互碰撞而形成的共通的场所。川东亚世界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可伸缩改变的，不同的时代其范围未必完全相同。
与历史学家不同，一批以青木保为首的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则认为，在今天中国模式，特别是文化模式在东亚是不起作用的，川应该构建以“现代文化”构成的文化圈。曰青木保高度评价文化交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东亚地区盛行起来的流行文化、大城市文化和中产阶级对东亚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作用。他认为，就流行文化而言，2000年之后在东亚第一次成为共通的部分，人们为相同的东西快乐、激动和哭泣，出现了与在此之前完全不同的景象。①东亚的大城市文化基本相同，从吃的食物到人们的服装以及城市的外观都很接近。而支撑这一文化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即打工族。他们无论是什么民族，信仰什么宗教，都与日本的打工族做着相同的工作，拥有着相同的意识。青木保认为，东亚文化的基本性格是一种具有四个层次的混成化的文化，即最底层是土著文化，日本的神道教、泰国的精灵信仰就属于这一类；第二层是亚洲传统，它们是佛教、印度教和儒教；第三层是受西欧化、近代化影响而形成的共通的文化事项；第四层是受20世纪90年代之后兴起的全球化影响而形成的共通的文化事项。
价值观是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有人主张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遍的价值观就是东亚的价值观。实际上，安倍晋三于2007年提出的“亚洲自由之弧”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也有人不同意这种主张，谷口诚就认为当代的亚洲有扎根于本土的“亚洲价值观”。亚洲混杂有多种多样的文化、政治、宗教和经济，对于其他文化和宗教抱有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性”、“容纳性”、“中庸”、“自助努力”、“与自然共生”，构成了“亚洲价值观”。仁6〕而仓田彻则认为，“普遍价值观的共有大概对东亚共同体凝聚力的形成是有正而作用的。但是应该注意到，所谓普遍的价值观归根结底是发源于西欧，后来成为世界普遍存在的，它不是必然能促进东亚认同形成的”。川白石隆认为，和平、自由、民主主义和繁荣是东亚的价值观。
就东亚文化的基础而言，仓田彻认为地理上的接近性和东亚人外观上的类似性是培养彼此亲近感和东亚自我认同的自然基础。青木保也认为虽然东亚内部有着多种方而的不同与断层，但是与南亚、俄罗斯、中亚或美国相比，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精神上或心理上的同一性。稻作国家也是东亚的共同特征。近年来急速发展的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流行文化的传播，缩小了东亚内部的文化差异，增加了相互间的亲近感。白石隆则认为东亚共同体建立在以下的历史基础之上：其一，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东亚区域内各国间经济依存度加深。其二，二战后，美国改变亚洲策略，在安保方而美国与日本、韩国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和基地协议，在经济方而欲构筑以日、美、东南亚或日、韩、美经济合作为形式的三角贸易体系。其三，经济合作成为日本亚洲政策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日本企业在亚洲各地到处投资，在亚洲形成了广泛的企业网络。其四，以美国霸权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为前提，韩国、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选择了开发主义，即日本模式，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其五，在东南亚以开发主义体制为前提，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扩大了跨国合作，结成了地区网络。在此基础上，东亚出现了以下几个变化：首先，从里根执政时期开始美国推行霸权计划，使韩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东亚国家从权威主义体制转向民主主义体制。其次，20世纪70年代之后东亚各国相继出现了中产阶级社会化现象。
东亚文化共同体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形成了肯定和否点两个旗帜鲜明的阵营。持否定论或悲观态度的人认为共同体通常是共有理念和价值观的国家间缔结条约而形成的组织，而东亚各国在文化形态和价值观上存在很大差异。
1.价值观对立论。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东亚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有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君主制国家，很难像欧盟那样共享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理念。东亚各国的宗教不同，有信仰佛教的国家、有信仰神道教的国家、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有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信仰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在根本上使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变得十分困难。
2.东亚认同意识淡薄。持此种观点的人虽然承认历史上华夏文明曾辐射到北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南到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以华夏文明为纽带，以朝贡贸易和册封体制为特征的东亚世界体系。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体系中没有包括除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各国。不仅如此，近代之后传统的东亚世界体系被打破，各国纷纷在寻求民族独立，民族主义持续高涨，严重影响了东亚认同意识的培育。据猪口孝2000年对亚洲九个国家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东亚认同意识都很薄弱。韩国人的东亚认同意识很强，但却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3.文明异质论。有些学者主张东亚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文明形式，如梅掉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川胜平太的“文明的海洋史观”都主张日本与中国和韩国属于不同种类的文明。原洋之介也认为，在并存着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等多种文明圈的东亚，文明的共有有可能吗？对于东亚共同体之可能性的疑问，归根结底就是在问这个问题。而文明的共有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就是东亚的现实。仁月
4.中华体系恢复恐惧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日本学者和政治家担心中国欲借构建东亚共同体之机来复活前近代的朝贡体制，或将东亚共同体打造成反美的堡垒。就如JR东海会长葛西敬之所说：“不难想象中国的目的是把日本领进排除美国的共同体构想之中，在良好的日美关系中打入楔子”，并使庞大人口流入日本。
前三点实际上是通过与欧盟的对比得出的观点，而后一点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提出的观点。但是，无论哪一点实际上背后都隐藏着想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欲使日本掌握东亚领导权，抑制中国的政治意图在里而。
然而，从整体上看，日本的学者对构建东亚文化共同体仍持乐观态度。具体地讲，我们可以将这些人大体分为两大类，即比较乐观派和谨慎乐观派。
比较乐观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东亚文化共同体己经具备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加藤周一称之为“儒学文化圈”、“汉字文化圈”。②他认为汉字是东亚(日本、中国、朝鲜)在文化上的连结点，汉字扩大了东亚文化上的交往，而“世俗的人文主义体系”则是东亚地区共通的思想基础尸〕京都大学的金文京则在《汉文与东亚—训读的文化圈》一书中进一步将其称为“训读文化圈”。原驻加拿大大使田岛高志则认为相对于西方明显的狩猎文化来讲，亚洲属于农耕文化，这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大家一起劳动，一起与自然灾害作斗争。这种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尊重协调性的氛围或文化就是亚洲的共通点。
多数的日本学者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们承认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而临着东亚各国政治制度多样化、宗教差异化、共同体意识淡薄等各种问题，但是认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仍有可能。
1.欧盟模式—东亚模式。以成蹊大学名誉教授广野良吉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欧洲地区的一体化经历自文艺复兴之后数百年的地区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萌生出了共通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与东亚的情况完全不同。然而，欧洲的一体化模式并不一定是普世性质的，亚洲应该建构自己的一体化模式。这一点东盟的经验值得借鉴。东盟各国克服了文化、民族、宗教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在2004年召开的第十次东盟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行为计划》，“ASEAN的‘多样性中的团结’是非常值得参考的模式”。山〕东京大学的白石SAYA认为，文化的多样性并不能成为阻碍东亚文化共同体实现的必然原因。我们不应该改变“因为相互孤立，所以才会有文化上的不同和多样性”这种一般的看法，应该树立“因为相互接触结成网络，才变得多样起来。而且因为多样所以相互之间才有必要结成网络”。这种观点对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宝贵的意义。
2.地域主义—地域化。这一点是与前一点相联系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T.，J.Pempel教授在2004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召开的“朝鲜半岛？台湾？东亚—最近的发展与展望”国际会议中指出，从推进方式上看，区域合作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方向可以称为“地域主义”，它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重视政府的行动以及正式的决定和制度。欧盟就采用的是这种方式。另一个方向是“地域化”方向。它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已不是由政府而是由社会中的企业、民间团体等来推进的。T.，J.Pempel认为，在亚洲可以采用第二种方式，通过持续的、非正式的对话，使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政府采用与欧洲不同的方式来推进亚洲一体化。青木保也认为，欧洲是在美苏冷战体制中为了抵抗苏联的威胁，并与美国相对抗而联合在一起的。而亚洲的方式将是历史上第一个不是通过外来压力、自发地形成的共同体，川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也应该走地域化的道路。
3.全球主义—地域主义—民族主义。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出现了全球主义、地域主义和民族主义三者并存的局而。伊藤宪一认为，这三个主义之间己经不是对立的、排他性的关系了，应该是相互补充、共生的关系。所以，仍然坚持19世纪和20世纪那样的民族主义是不行的，一个国家不考虑全球主义和地域主义，就无法实现自己的国家战略。在文化上也是如此。“文化原本通过跨境交流和混合经常发生变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一变化更加激化。地球上的各个地方通过各种各样的移动(殖民地化的历史、资本、市场、商品、移民、劳动者以及媒体)连接得越来越紧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文化的‘内部/地方’与‘外部/全球’明确被分离的观点越来越失去说服力了”。口6〕因此，在全球主义—地域主义—民族主义的共存发展中来构建文化共同体才是东亚文化共同体未来形成的重要路径。
那么，如何融合东亚各国的文化形成东亚共有的文化呢？仓田彻认为，应该建立超越各国的东亚文化。要克服亚洲顽固的民族主义的方法是向东亚这一国民国家的上一个层次移动和向国民国家的下位即国家内部的小区域移动。向上一个层次移动，可以超越国家进行文化的共同制作，所有权不归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这样一来区域内各个国家的人都能够把它作为“我们”的东西来接受。向国民国家的下位移动，这样做可以发掘各国的地方文化，通过东亚的视角来发掘其中的东亚文化特征。例如，在东亚各国的不同地区收集民间传说，将相同和相反的传说等以各种形式进行编辑、整理成“东亚昔话”，然后再翻译成各种语言出版。因为国民国家没有必要介入其中，所以这个活动的普及会更有效果。
东亚文化的培育需要制度上的支持，应该首先构建“东亚文化登记制度”，以利于“东亚文化”概念的对外普及。其次，设立“东亚文化委员会”，在东亚地区将不属于单一国家的、共同制作和共有的文化作品、文化遗产认定为“东亚文化”。理想的情况是，“东亚文化委员会”认定为体现了“东亚文化”的优秀作品将其制成电影或出版，并且在东亚各国流通时有关税方而的优惠。东亚文化共同体评议会可以做以下工作：1.为了促进理解东亚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进行文化与知识上的交流。2.为了促进相互理解，推进地域研究和历史研究。3.重视文化传统。在东亚的主要城市设置与各国文化设施合作的多国间的文化信息中心。4.促进文化理解和艺术创作。5.完善媒体，扩大有关亚洲的信息宣传。6.促进实施学分相互交换和网络协作关系的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交流。7.消除信息鸿沟。原驻加拿大大使田岛高志特别强调国际文化交流的作用。他认为文化交流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加深相互理解。相互理解有利于相互尊重，也会促进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第二，保存和尊重各国和各地区的文化，使其充满多样性。第三，发展文化。通过与异文化的接触可以产生新的文化。
尽管日本国内还没有形成关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统一意见，现在讨论也仍在继续，但我们从这些讨论中似乎可捕捉到以下几点较为明显的特征。
1.缺少亚洲内部视点。就如李成市所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本谈论“东亚”的时候，都几乎不与作为他者的“东亚”进行对话，其归根结底是一种自白性质的讨论。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日本回归东亚是受到了东亚各国经济成长的刺激而得以明确起来的，‘已的影响也波及到文化领域，开始考虑亚洲认同、东亚认同的问题，但是其中仍缺少从东亚内部来看待东亚的视角。究其原因主要是：(1)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国家认同定位造成的。从近代日本倡导脱亚入欧以来，在日本一亚洲一西方的不均衡的三者关系之中，‘旧本不是亚洲”的说法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日本无疑处于亚洲的地域之中，但是日本位于“亚洲”这一文化想象体之外也同样是不言自明的。简单点说，如果说“西方”是日本应该学习的近代的他者的话，那么“亚洲”就是日本应该超越、葬送的过去，显示日本近代化、文明化程度的底层。.6〕日本战败后，被美国占领，美国的冷战政策深深地支配着日本的战后改造。‘旧本的东亚”取而代之为“美国的日本”，这种国家定位在日本自画像的形成和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中心作用，日本与亚洲诸国的关系也因此被大幅度地切断了。虽然随着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日本加强了与东亚各国的接触，但是文化的距离似乎比经济上的差距还要大得多，东亚依然是与日本关系疏远的贫弱的他者。这种相对东亚的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隐藏“内部亚洲”视点的作用。(2)日本文化的封闭性容易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而淡化文化归属意识的倾向。日本是岛国，四而海洋的封锁使其形成了文化上的封闭性，接受外来文化时断时续，行为规范上内外有别，小中华意识实际上也是文化封闭性的重要表现。在古代儒教文化圈之中，日本处于外圈，而它对于中华文化离心力要比同处于外圈的半岛国家朝鲜强得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在而对西方文化涌入后，很早从儒教文化圈中脱离出来，并积极地向西方文化圈靠拢。
2.淡化中华文化的心态。东亚文化共同体是被作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在东亚共同体中存在明显的中日主导权的争夺，而在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中似乎也暗含着中日文化主导权的争夺。在东亚价值观的构建上，日本学者强调普遍价值观的倾向明显。在文化共同体内涵构建上，相比“儒教文化圈”，强调现代文化圈构建的倾向很明显。
相比古代思想文化，强调流行文化的意图明显。甚至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如李成市所说，“是以日本第一人称的角度构想出来的历史结构”。然而，东亚文化共同体仅有第一人称是无法真正构建起来的，应该具有“我们东亚”的意识才行。
如何来构建东亚文化共同体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四对概念似乎对构建东亚文化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量变一质变这对概念来讲，东亚文化共同体似乎应该优先发展。在东亚，特别是中日关系上经常提到的是政冷经热，而文化在两国乃至东亚共同体的建构中却一直没有被强调。然而，经济上的一体化经营了这么多年，经济上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东亚各国国民间的亲近感却没有明显提升，这是因为国际经济活动主要是以产品为中介的间接文化交流形式，而不是直接地进行人与人的交流，所以它在增强亚洲认同过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共同体构建中，因为各自强调国家利益而使共同体的构筑步履维艰。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进展，应该优先发展东亚文化共同体，着力寻找东亚和解的合理路径，从而为政治和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基础。
从矛盾的同一性一斗争性这对概念来讲，东亚文化共同体既要发现和构筑东亚文化的共通之处，也应该承认东亚内各国文化的不同和多样性。而具体就日本而言，日本的东亚意识是缺乏同一性，或更具体点讲是长期“体”与“用”分裂的。从“体”的角度讲，日本人在人种、所处地域、历史方而都与亚洲密不可分，而在功用上，为了寻求日本近现代化的道路，日本选择了在心理上与西方站在一起。长期的“体用分裂”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现象，日本应该尽快脱离这种功利主义发展路线，培养东亚认同，回归到体用合一的正常状态。
从主要矛盾一次要矛盾这对概念来讲，东亚共同体中的主要矛盾是中日矛盾，这一点也体现在文化共同体构筑之中。中日两国在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中也存在着文化主导权的竞争问题。从这方而讲，要构建东亚文化共同体就需要：1)重新进行国家认同定位。在这个问题上，日本需要重新调整近代式的国家认同，改变日本是相对西方的非亚洲国家，“日本不是亚洲”的观点。(2)弱化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近代国家寻求独立的产物，但时代己经不同了，应该适当弱化民族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东亚认同。(3)重新认识东亚传统。应该弱化文化主导权的争夺，放弃冷战思维、意识形态上的斗争。青木保先生所认为的东亚文化的四层结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得出的结论却值得讨论。他主张建立现代文化圈，过多地关注了最外圈(全球化影响之共通项、西欧化影响之共通项)，而第二圈即东亚传统才是东亚文化的核心，是体现相对西方文化的东亚文化独特性的关键。所以，现在东亚各国应着力发掘东亚传统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事项，这是构筑东亚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出路之一。
从矛盾的主要方而一次要方而这对概念来讲，中日在东亚文化共同体构建中的主要瓶颈是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包括历史认识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二战结束后迅速形成的冷战体制将亚洲特别是中日分化为两个阵营，两国处于对立状态之中。双方缺乏历史和解的平台。而美国对日本战后清算的不彻底使许多以岸信介为代表的曾参与战争或支持战争的人物回归政界，使中日双方缺乏历史和解的中坚力量。现今，区域化己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化解历史问题，达成双方的和解是构建东亚文化共同体需要函待解决的问题，不能回避。从目前形势上看，美国愈来愈加强了参与东亚一体化的决心。如果由美国参与推进东亚一体化的进程，那么在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特别是在中日历史和解问题上，美国也应当充分或突出其调解人的作用，找到一条合理的路径，以一种合理的方式使双方在历史问题上都有台阶可下，这样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或将顺利些。
总之，日本较早地提出了建立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想，尽管这些讨论还未形成统一意见，但仍可从中捕捉到两个明显特征，即缺少亚洲内部视点、淡化中华文化心态，其所包含的政治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然而，东亚文化上的一体化既是东亚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趋势，也是东亚人携手共同建构的结果。对于日本来说，要想真正地回归亚洲，就应当勇于反省历史，树立东亚人意识，争取获得其他东亚各国人民的谅解和支持，以快速深入地融入到东亚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