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文明与西欧亚及地中海世界连接起来的通道，就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主要是边境贸易，中国人主动出境贸易，不占主流。
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
十六世纪开始的大航海事业，是近五百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欧洲人的东来形塑了今日的世界格局。这一伟大事变背后，就与“丝绸之路”直接相关。
元朝以后，西域地区出现了哈密、别失八里、柳城、于阗、火州以及吐鲁番等割据政权。帖木儿汗国(1370-1507)控制了中亚，奥斯曼帝国(1299-1922)统治了西亚，特别是1453年拜占庭灭亡之后，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碍。因此，十五世纪欧洲人的大航海事业，其重要动力之一，就源自破除丝绸之路的阻塞，适应东西方贸易增长的需求。欧洲人不满意丝绸之路被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中间商人所垄断，他们这回携航海技术进步的优势，要直接走到东西方贸易的前台，航船所向，就是遥远的中国和印度。
在葡萄牙人1498年进入印度洋以前，东方商品运往欧洲和非洲北部的通道有波斯湾和红海两条。波斯湾一线是自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上行至巴士拉，叙利亚和土耳其商人在此提取赢利丰厚的商品，经西亚陆路运往叙利亚或黑海的大港口，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今属西班牙)人前来这些港口购买提货。
取道红海的货物则多来自马六甲，经印度西南的卡利卡特(即中国古书上的古里)，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进入红海，在图尔或苏伊士卸货，并由陆路运往开罗。到达开罗的货品一部分前行至亚历山大，直接由威尼斯、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商人趸去;另一部分则由北非的撒拉逊商人，从亚历山大运往北非的各地中海港口和一些内地城市。
从中可见，传统丝绸之路的中端控制在伊斯兰教徒手里，在西端，整个欧洲的地中海贸易则主要被意大利人垄断。面对丰厚的东方贸易利润与东方消费品诱惑，欧洲各国充满了羡慕和嫉妒!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扬帆，目的就是寻求一条不受意大利人控制，也避开阿拉伯人要挟的通往东方的道路，清除远东与西欧之间丝绸之路上的所有中介掮客。
可是，西人东来，不仅冲破了中间商的盘剥与垄断，也冲击着中国政府特别是明朝政府在丝路所经南海地区的朝贡体系。明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中国内地商品通过澳门大量进入西方市场。有数据表明，万历八年至十八年(1580-1590)，自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每年三千多担，值银二十四万两，崇祯八年(1635)达到六千担，值银四十八万两。经由马尼拉运至美洲的中国商品则成为太平洋大帆船贸易中的主要货物来源。世界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大量需求无疑为中国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清朝在康熙朝巩固了对于沿海和台湾地区的统治后，基本上把海上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地的十三行。中国主要外销商品，有瓷器、茶叶、布匹等。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积累了大量白银。明清时代，中国的货币改由白银计量，这是重大原因。这就存在一个巨大风险，明清时期国内金融政策是取决于国际贸易中白银的进口盈缩。东南地区甚至因为生产能够赚取“外汇”(白银)的经济作物，而出现了粮食短缺，需要从北方或者外国进口的情况。
可是，随着墨西哥地区白银开采量的减少，为了平衡中外贸易，欧洲——主要是英国人——开始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这些鸦片多数是英国在南亚或者东南亚殖民地生产的，运销中国十分方便，从而使中西贸易变成了毒品换取商品的畸形结构，乃至导致激烈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历史于是来到了另外一个十字路口。
历史上中国政府之所以一次次拒绝欧洲国家的主动贸易行为，诸如订条约、设使馆、开商埠，就是因为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
可是，这一次，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出超。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甚至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这是汉唐时期所不曾有过的。于是，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成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势不可免。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上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的起伏变化，也是我们观察“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政治实力兴衰消长的晴雨表。
历史上“一带一路”上的中西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截至十九世纪中叶，“一带一路”上的中西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从远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结束的十五世纪前期，可以称为古典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汉唐盛世，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体;宋元时代海上香瓷之路则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汉唐时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跃;宋元时代，南海的贸易最繁盛。
从直接交往的地区而言，十二世纪以前的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国与西亚、中亚及南亚的交往，与欧洲人的直接往来极其罕见。十三、十四世纪，由于蒙古人的帝国造就了欧亚大陆直接交通的便利条件，使欧洲的旅行家、使节、传教士开始设法进入中国。他们都是通过西亚的陆路前来，进入西亚之后，或者北上俄罗斯大草原抵达中国边境，或者南下波斯湾经过一段海路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而且这些零星来访者在中国多数行色匆匆，元代在北京和泉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区，无奈时间不长且在此工作的欧洲人也很少。
后一个时期，主要是明清时期，从十五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叶，相当于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三个世纪，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代早期。就地区而言，这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是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此时期，中国在政治关系上是主权独立的(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逐渐陷入半殖民地不同);在经济上，中西仍然进行大体自愿的贸易往来。虽然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却保持一个互惠和平等的格局。
十五世纪末期以来，以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通欧洲——印度洋航路和麦哲伦环球航行为代表的许多航海活动，促进了欧洲各国航海事业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海外殖民势力扩张活动的加速发展。此时，欧洲人频频由海路造访中国，大多数绕过好望角斜插印度洋，也有人经由美洲贯穿太平洋。取道西北陆路来华几乎只是俄国人的专利，西欧各国虽多次努力想从俄国借道，但成果甚微。十六至十八世纪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要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既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作为一个整体的耶稣会士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成为这时期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成为欧洲人勾画自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
从思想文化交流的层面而言，汉唐时代，影响中国的主要是西域的佛教;宋元时代至明初，传入中国的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至于近代早期(1500-1800)，则是欧洲的基督教文化通过传教士入华。明清时期中西文化关系，基本上是一个中学西传的单向流动过程，虽然经耶稣会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与基督教思想传入中国，但与中学西传的规模和影响相比，可以说很不起眼。相反，汉唐时期佛教入华，无论是东来传法，还是西行取经，也几乎是单向的自西徂东。中国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工艺性文明则在唐宋时代传到西方世界。
十九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像中国这样不曾如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的主权国家，也因为鸦片战争而被迫打开了国门，脚步沉重地迈出了中世纪;西学东渐日益强盛，以致出现西潮汹涌的另外一种单向流动的局面。
总之，远东地区与欧亚非大陆的丝绸贸易，从上古的走私活动，到汉唐时代的边境贸易，乃至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中欧直接通商，“一带一路”，源远流长。金戈铁马，血雨腥风;胡天汉月，羌笛驼铃;天方海舶，贾客乡情;丝路花雨，木铎声声。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流淌的背后，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由此而编织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