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王十七年(前528年)，发生了一件轰动列国的大案：晋国两位大臣邢侯与雍子争夺鄐城田地。执政的韩宣子命理官(略同后世大理寺卿)叔鱼断案，查事属雍子想侵夺邢侯田产。雍子为了打赢官司进行性贿赂，把女儿送给叔鱼做妾，叔鱼就判邢侯有罪。邢侯非常愤怒，上朝时杀了叔鱼和雍子。
这是一件典型的侵贪腐败加司法腐败案，外加报复杀人案。韩宣子问叔向这件事该如何判。叔向是春秋时的政治家、法学家，他是叔鱼的亲兄，又是邢侯的姻兄弟(邢侯是申公巫臣之子，叔向娶了巫臣与夏姬之女)。叔向说：“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鲋也鬻狱;邢侯专杀，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于是处死邢侯，将邢侯、叔鱼、雍子一并暴尸于市。由此可知，周时法律对于贪赃枉法已有明确的刑罚，而且是依照《夏书》所记载的、尧舜时皋陶制定的刑法。
《夏书》虽然失传，但《尚书·尧典》记载：舜辅佐尧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这表明五帝时代，就有了成形的法律，其中包括惩办贪赃枉法——“昏”和“墨”的律条，而且处罚非常严厉，是死刑，开创了上古时代遏制腐败的法制先河，形成了对权力的监督制度和惩治贪腐的法律制度。
监察制度
五帝时代，“帝”还不具有后世君主那样的专制权力，那时的帝王还要接受来自民众的舆论监督，主要方式是议事会和纳谏。《管子·桓公问》讲：“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淮南子·主术训》讲：“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明台、衢室是帝王广询于众、采纳民意的场所，告善之旌、谏鼓、诽谤之木(后世演变为失去“意见箱”作用的华表)则是民众主动对执政者提出建议或批评的制度设置。
五帝时代还主动去征求民众意见。《尚书·尧典》记载：舜时设立职官“纳言”，负责传达朝堂的命令和反映下面的意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遒人就是宣令采风的官员，摇着金口木舌的铃“木铎”，四途采集诗歌民谣，使君主了解民众呼声，以纠正行政过失。
上古国家机器尚不发达，君主常亲自进行巡守纠察。《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巡守曾“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匈奴一支)。舜时已形成五载一巡守的制度，诸侯在四岳朝见，报告政务。舜考察后对尽职者给予车马衣饰作为奖励。
黄帝设监察地方的左、右大监，为后世监察御史之始。尧设监察官员的士师，命士师用刑罚制御百官，教导臣民敬重德行。舜时对官员每三年考察一次政绩成为制度，考察三次后罢免昏庸的官员，提拔贤明的官员。这是此后三千多年官员考课制的肇始。
夏商周三代监察体系渐趋完备，如周时的宰官系统。大宰总领对百官的监督考察事务;小宰负责对百官的具体考察，主要是月末、年终对官吏进行考核;宰夫则负责组织对各官署的年度、月度财政收支情况的稽查，类似今日之审计。
根据《周礼·天官·小宰》所记，考察官吏的标准是六廉，“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辩”。官吏的六种才干行为皆以廉为本，是后世德才兼备标准之蓝本和廉政文化的内核。
法律制度
中华成文法的问世，几乎与文字的产生同时。相传黄帝作五刑之法。《尚书·吕刑》记载周穆王说：“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五刑为墨、劓、膑、宫、大辟(死刑)，其中“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共三千条。五帝时的刑典虽失传，但五刑为后世所沿用，如战国孙膑受膑刑，汉司马迁受宫刑，《水浒》中宋朝林冲、宋江、武松皆受墨刑，即脸上刺字。
按《尚书·尧典》，对官员违规予以鞭打的处罚，即“鞭作官刑”。约与《汉谟拉比法典》同时，汤和伊尹制定《官刑》，对各级官吏的腐败行为——巫、淫、乱三风和十衍予以处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员守则”和“反腐败法”。周穆王使吕侯修订刑法即《吕刑》，明确官吏的五种过失是“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官指执法畏惧曲附权势，反指挟私报复，内指内亲干预徇私，货指行贿受贿，来指受人请托谋求不正当利益。
三风十衍、五过，大类今日之“违纪”，受“官刑”处罚，但如触犯法律，则要受刑法处罚。上古以降数千年，对官吏贪腐都予严惩。贪墨不仅侵夺民众财产，还破坏统治秩序和败坏政府声誉，因此如前所述，“墨”“昏”都是死罪。
上古除史籍记载有惩办贪腐官员的案件外，考古亦有证实。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战国竹简，内有齐国法律《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其中的《李法》是官吏违法的刑罚条文与案例。“李”是主刑戮的法官，相当于司寇;啬夫为负责官员。竹简残损严重，但残存的“吏、啬夫有罪，轻重皆在国□谨以从事”等数条，都是“李”对贪赃枉法官吏的判罚。
中华上古开创的纳谏机制、以廉为本的官吏考核制度、遏制腐败的监察制度及其指导思想，为后世相应制度的建设奠立了基础。三千年前制定的《吕刑》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反腐败法。它不仅对贪赃贪腐行为作了明确界定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而且提出“明德慎罚”“罪行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证据详核查”“疑罪有赦”“疑罪惟轻”等原则和指导思想，对今日之司法和反腐法制建设仍是良好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