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演进的过程中，按照史书的体裁和内容，可将史书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类。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确立时期，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荀悦《汉纪》为代表的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和编年体断代史著作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由于班、荀断代史彰显了“尊汉”宗旨，更适合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因此并驾齐驱，“角力争先”，代不乏作，通史著述则显寥寥。直至南朝梁武帝时，命吴均纂辑《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出现了明确以“通史”署名的著作。自此，通史之作“源流渐别”。唐德宗年间，杜佑纂成《通典》，叙述上起黄帝下至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变迁，开制度通史的先例。
编年体通史之例，则创始于北宋司马光。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下迄五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南宋绍兴年间，郑樵撰成《通志》，这是继《史记》后流传下来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唐宋时期的通史撰述在历史编纂学上取得很大成就，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称：“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元马端临仿照杜佑、郑樵之作，又撰成另一部典制体通史——《文献通考》，与《通典》《通志》并称“三通”。明清时期，“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又接续编纂，中国史学形成了通史撰述的优良传统。刘家和先生有《论通史》一文，其中所论，中国的“通史”撰述源自先秦反实质倾向、具有“变通”思想的通史意识。而西方史学中，实则不以“通”名史，其普世史传统是一种实质主义。因此，中国通史撰述中贯通古今的学术思想孕育出的通史精神，为中国所独有，别具民族特色。
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史记》以纪传体方式通记远古至西汉的历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创立了通史的典范。这里的“通古今之变”蕴涵着三层意涵。
一是在时历古今的体例层面，贯通古今。《史记》的叙述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对华夏民族300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整体考察。
二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通过编纂史料、考证史事，以及前后相联系的历史事件，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变，探讨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论述周朝兴起至秦亡的历史：“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论述了因政失其道带来汤武革、《春秋》创编、陈涉起义、嬴秦灭亡等历史形势变迁。
三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承弊通变”。亦即追溯帝王兴起事迹的本源，考察它的终结，总结历史的经验，以改革时弊。本着这样的撰述意识，司马迁在繁荣的汉武帝时代，看到“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现实，写出了富豪兼并，宗室公卿奢侈无度带来的社会危机。这一精神具有很强的当下意识和借鉴意识，也就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思想层面上基本确立了中国史学的通史传统，为历代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杜佑《通典》将这一思想发展为“酌古通今”，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意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也是这一精神的延续。“通古今之变”可称是中国通史精神的实质，施丁先生因此明确指出：“不通古今之变，则无以言通史!”
会通之义大矣哉
南宋史学家郑樵主张“会通”，他在《通志总序》中写道：“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下，然后八荒无壅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提出，“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同天下之文”，这样才“能极古今之变”，强调了汇总天下文献，会集历史资料并作长时段的贯通之意。
“会通之义”也体现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及其贯通性的动态变化。郑樵认为孔子“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所说的就是历史发展的“相因”之意。他批评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失去了史书编纂的“会通之道”。他指出“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而修，故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因而损益失当，造成一帝数纪，一人数传，世世作《天文志》，世世序《五行传》的烦琐文字。截断历史，还会造成“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礼乐自为更张”，无法弄清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和政治主张的变迁。这一思想也被此后的另一位撰写典章制度通史的学者马端临所继承，他在《文献通考》中主张“会通因仍之道”。
通史家风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释通》《申郑》及《答客问》上、中等篇，对“通史”之“通”作了较为明确和深入的阐述，涉及“通”的含义，编纂通史的利弊，通史编纂的标准等内容。他在《申郑》中，盛赞郑樵《通志》：“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提出了“通史家风”的概念，其意蕴内涵包括通的宗旨、通的要求、通的标准三个方面。
一、通的宗旨。章学诚认为，通史的“通”不能仅仅体现在标题上，汉代《白虎通义》、应劭《风俗通义》的“通”与杜佑《通典》的“通”有截然不可混淆的地方，不能只看名称，而是必须思考“通”的宗旨。章学诚认为“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意即沟通天下原本不相通的事物。这种沟通可以通过义例来实现：“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
二、通的要求。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横通》篇中有一段对“通”的描述：“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将能“通于大道”作为“通”的最高要求。而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史书必然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著述。
三、通的标准。即别识心裁，成一家言。章学诚推崇《春秋》家学，强调通史是专门之业，通史作者必须要有创造精神。他认为谯周《古史考》、苏辙《古史》、马骕《绎史》等采集摘抄经传之作，虽然记载从古代今，但只能称为史书汇总，不能称为通史。他称《史记》为“史迁绝学”，认为其“创例发凡，卓见绝识”，为《春秋》后第一人。他赞扬郑樵的《通志》，也是因其别具创建，“卓识明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
近代以来，随着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传入，通史撰述的宗旨、内容、方法，乃至形式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而与此同时，通史撰述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条件下被继承和延续。
20世纪，宣扬进化史观的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李泰棻、刘师培、吕思勉、缪凤林、邓之诚、张荫麟、钱穆，以及主张唯物史观的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邓初民、尚钺、郭沫若、吴泽，等等，都对中国通史撰述作出了各自的探索和贡献。
在新史观的指导下，通史精神由求道转向对事物内在关系、法则和规律的揭示，撰述形式由传统的编年、纪传、典制、纲目、纪事本末等史体转向以章节体为基础的多种体例交互并用，撰述的内容也在天人古今的基础上前所未有地突出了对世界、对民族、对中外关系的认识。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编纂则自成一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通史精神进行了辨正扬弃，撰述的方法更是在通变、会通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丰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指出通史所要完成的任务：“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白寿彝编撰《中国通史》，他在“导论”中主张“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他创制的“新综合体”吸收了纪传体、典制体等传统史书体的优长，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