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与语言学，特别是与语法学的关系更是密切。一方面，逻辑学只有通过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这种载体才能研究思维形式，研究逻辑也往往牵涉到语言的问题；另一方面，利用逻辑方法对语言进行研究又刺激了语言学的发展，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的工具。思维要通过语言来表达，它是否合乎逻辑就成为语言表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语言学家要利用逻辑学的术语和方法来研究语言中的结构意义。比如，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离不开语言交流。语言交流有成功与不成功之分。逻辑学，特别是语言逻辑是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掌握了语言逻辑对提高人们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能力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语言学与逻辑学的结合有其历史的渊源。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起，人们或结合语言来研究逻辑，或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１８世纪以来，语言学与逻辑学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从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许多学科出现相互影响、密切结合，以至相互融合的现象，语言学与逻辑学更是如此，并会进一步加强。本世纪以来，这两门学科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语言学为逻辑学提供语言素材，逻辑学为语言学提供分析方法，并产生了交叉性的新学科——逻辑语言学、语言逻辑学。中国的新老语言学家在语言学与逻辑学相结合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可以断言，用现代语言学与现代逻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汉语，必然使汉语研究出现新局面。
人类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各民族的语言，它们在形、音、义上有着不同的联系，这是约定俗成的。同一意义的语言（语词、语句）在不同民族中、甚至在同一民族中会具有不同的语形和语音，这就构成了自然语言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对自然语言的研究固然是语言学、语法学和修辞学的任务，但也是形式逻辑的任务。形式逻辑是从形式结构这一新角度来研究自然语言的，它的目的是要达到精确性，正像卢卡西维茨所说的“现代形式逻辑对语言的精确性给以最大的注意”那样。
现代逻辑对语言学的影响是形成了被称为语言哲学的许多新学科，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和克里普克的语义模型。
一场论辩现场。在古希腊，类似的辩论经常发生，作为一个辩手，研究逻辑特别是语言逻辑，对其克敌制胜是很有帮助的。
乔姆斯基在哲学基础上继承了从笛卡儿以来的唯理主义的传统，在语言学理论上接受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而在方法上则使用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所谓形式化方法，就是使用某种无意义的语言符号，从一些生成规则导出基本语句，从这些基本语句中选择一些特殊性质的语句作为推理的出发点，确定推理规则，并推出系统内具有这些性质的全部语句。形式语法是独立于解释的，对它的符号和语句可以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从而获得不同的意义。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就是使用这种形式化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因此，它的结果不仅适用于英语，也同样适用于汉语和其他自然语言。乔姆斯基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完全得益于他对数理逻辑的掌握，并把数理逻辑和语言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克里普克的贡献是语义学。所谓语义学，就是对形式系统中符号和公式的意义作出解释的理论。通过语义解释，系统内的可证公式都具有某种良好的性质。经过语义解释以后，人们就可以对形式系统的语形和语义关系进行研究。语义学的研究经过Ａ.塔斯基、卡尔纳普等人的工作已初具形态，并建立了模型论等一系列重要方法，克里普克则建立了模态语义学的方法，如语义图方法、可能世界语义学方法等，这些方法仍然是目前普遍使用的语义学研究方法。
总之，语言学与逻辑学在古代是密切结合的，后来分化成两门不同的学科，现在又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甚至出现交叉性的学科，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一否定之否定，并非简单地重复，而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一个飞跃。跟古代相比，它们的内容与形式都产生了质的变化。面对这一新的形式、新的任务，语言学家与逻辑学家应该结成一个紧密的联盟，以促使这两门学科的迅速发展。而且，用现代语言学与现代逻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汉语，也必然会使汉语科学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