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观物比德”依据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状态，以自然物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比征人的道德品质，关照人的人格形成，遵从人的形象思维并开创“物我一体”境界，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交往和道德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治理的有效形式，维系着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断的文化脉搏和文明属性。
关照人的人格形成，引领道德规范
从先秦到宋明，儒家在建构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过程中，建构了一个由士人人格、君子人格、贤人人格和圣人人格等构成的结构严密且差等有序的人格体系，起到了对轴心社会道德规范的引领作用。儒家秉承人对天地灵气和万物精华的承袭，引入“观物比德”，以山水、金玉、松竹梅兰菊等喻人格，有效塑造着人的道德本我、自我和超我，引领道德规范。
以山水喻人格，塑造道德本我。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因为山有刚毅挺拔且高尚无私的品质，象征着君子人格的重要内容。而水之柔美，让孔子感叹道“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儒家视山水之刚柔有如天地，对其“畏威”，更“畏德”。以山水喻人格，是从生命复归的角度，将个人的人格养成与道德本我的传统自然观融为一体，展现了道德本我。
以金玉喻人格，塑造道德自我。金子密度高、光亮、抗腐蚀且稀有。在中国古代金子充当了货币的角色，而且成为从平民到帝王所追逐和仰慕的财富和权势象征。在人格方面，金子被喻为人对道德规范的坚守度，产生了“以金喻坚”“烈火见真金”“真金不怕火炼”等说法。同时，针对光洁细腻的玉，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有“古之君子必佩玉”的风气，甚至产生了“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现象。金玉以其独有特性被比附于道德规范的社会属性和人的人格价值，促进了每个个体为道德理想献身的自我追求。
以松竹梅兰菊喻人格，塑造道德超我。一是松，孔子开启了以松比德的先河。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天气极寒时，植物大多凋零，松柏仍旧挺拔不落，以此比附人的坚贞不屈。二是竹，常绿不衰，中通外直。苏轼好咏竹，“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称颂竹子般的耿直人格。三是梅，“一生只为梅花恼”的王冕，借梅喻志，追逐“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士人品质。四是兰，有“人为万物之灵，兰为百花之英”之说。孔子给予其“兰当为王者香”的至高文化地位。五是菊，在传统社会中一直是吉祥之花、长寿之花和隐逸之花，象征着不慕荣利、安贫乐道及独具风骨的品质。如钟会在《菊花赋》中以“何秋菊之可奇兮。独华茂乎凝霜”赞叹其傲霜的精神特质。
开创“物我一体”境界，维护道德底线
在儒家看来，德即“天地自然之德”。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认识论上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存在论上的一体化关系，即“物我一体”。“物我一体”是道德的升华，也是儒家“观物比德”的境界追求。
创设“格物致和”的物境，铸牢道德底线权威力。《礼记·大学》中提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物境即为格物之境。在儒家看来，天道与人道是共存互通的。“人道”源于“天道”，道德有着基于人性本真及生存需要的最低层次的底线。它以为人之根本维系着社会最基础的公序良俗。所谓“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天赋人道，人世之理在同自然界的发展中异质同构，共同铸就了道德底线确立的形上依据，也成就了其权威力。儒家“格物致和”的物境开启了道德底线从首境到终境的权威力铸牢路径。这样一来道德底线实现了由天道到日常生活的合法性保障，发挥了道德底线的力量推动，铸牢了道德底线权威力。
营造“深得其情”的情境，铸牢道德底线向心力。儒家师法自然，从自然界中汲取生活智慧，从自然物中感悟天道人伦和建立道德底线。情境是道德底线从产生到发展都无法脱离的环境条件。儒家以“礼”促进“深得其情”的情境营造。“礼”作为道德底线外向化的表达形式，在我国古代宗法社会中曾被视为一种“积极的法治”。它有着齐民化俗的作用，直接影响着社会风气和道德价值取向。通过“礼”，人与人之间实现了进一步的交流和交往。“礼”成为了承载人们道德情感的重要方式，促进道德底线在心中的信念意识增强，播撒仁爱思想，自觉抵制冲击道德底线的意识和行为。
建立“美善统一”的意境，铸牢道德底线精神力。“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创作于两千多年前的乐舞《韶》美妙绝伦，展现了尧舜禅让中的道德情怀，孔子认为其是尽善尽美的。而《武》展现的是战争和杀戮，虽宏伟震撼，但孔子认为是尽美却未尽善。可见，儒家追求的“美善统一”意境是从维护人的生命和生存需要开始的。“美”仅是外在形式，“善”才是具体的道德底线内容。建立“美善统一”的意境，可以克服“美而不德”和“德而不美”的现象发生，激励人们敢于追美向善。为此，孔子还给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达成路径，引领人们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据，以仁为依靠，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美善统一”意境，铸牢道德底线精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