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司马迁认为“利”是人民基本的生活要求，并肯定求利、谋富是人的天性和自然之理，是人“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在《货殖列传》开篇，司马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子心目中排斥仁义、摈弃富贵的小国寡民社会是不切实际的。接着又指出自有史记载以来，人就有“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希望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生存状态更好一点，所以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贪图安逸是人共同的欲求，这既符合人性也符合自然。司马迁分析了各个阶层、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男男女女所从事的所有活动的根本动机，认为他们无一不在追求财富和利益。因此，他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奔放深刻的众生求利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些“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贤人，“守性死节，隐居岩穴”的隐士，“攻城先登，临阵却敌”的士卒，“攻剽椎埋，劫人作奸”的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和利益。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家乃至普通百姓莫不如此。
其次，司马迁认为“利”不仅具有社会价值，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地位，还具有道德价值，是倡导和实践仁义道德的基础。人求利的欲求和天性，如无形的手一般，驱使众人各任其能、各竭其力，进而推动农工商虞的发展，使得国家强盛、百姓富庶，最终达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的效果。因此，对于这种欲求，要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关于财富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司马迁曾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这是说人们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往往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敏锐地洞察到了社会关系背后的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有着千金、万金收入的庶民，虽然并无官职，但其吃穿用度等物质层面的享乐堪比封君甚至王者，这即是所谓的“素封”。此外，司马迁在继承管子思想的基础上，还提出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礼义附”的著名观点，从道德产生的根源和前提上为富正名，强调利以生义。他说范蠡便是“富好行其德”的典范，他曾三次获得千金之财，两次分于贫贱之交与同姓无房兄弟。经商致富的子贡，在获得了“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的待遇后才进一步促使孔子之名、孔子之学的布扬天下。在《平准书》中，司马迁又以文景之治为证，在极力渲染汉兴七十年的盛况之后强调指出，“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对于普通人来讲，人只有富裕起来，才会懂得礼义，才有余力去倡导、推行和实践仁义，实现精神境界的升华。
再次，司马迁认为对“利”的追求必须受到“义”的限制，否则“利”就会变成“害”，成为社会的祸乱之源。他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只要不危害政治、伤害百姓，就应该因民所欲，鼓励人们在与生俱来的求利、求富欲望下谋取财富。“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即是司马迁为求“利”活动所设定的价值标准。在此基础上，司马迁提出著名的“三富论”，将致富途径分为高低不同的三个层面，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是指从事农业及畜牧业的生产致富，是最为推崇的。末富是指从事商业、运输、服务业等行业致富，是第二等的。通过作奸犯科等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奸富是最下等、最不道德的方式。为了倡导人们以正当的方式致富，即“以义取利”，司马迁历数了当时各地贤人致富的不同道路，以供后人参考。他们有靠冶铁致富的，如蜀地赵氏和程郑；有贩卖粮食致富的，如宣曲任氏；等等。这些人所在行业不同，求富方式各异，但却都依靠自己出奇制胜的绝技妙招以合乎道义的方式而发家致富。
与传统儒家重义轻利不同，司马迁在尚“义”、先义后利的同时，还立足于社会发展和现实人生，扬弃其中的迂远空疏之处而成一家之言，特别强调了“利”的重要性，顺应人们的求利欲望，鼓励人们以正当的方式求利，显得更为客观、率真和务实，从而建构起其颇具远见的义利理论，对人们如何正确看待义利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