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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鼓励和支持党外人士讲真话、道真情、建良言，并本着“有则改之”“闻者足戒”的原则在工作中积极加以吸纳和改进，体现了协商民主制度的真实性和优越性。
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政党协商的重要历史渊源，在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就已有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不仅是边区“三三制”政权的重要补充形式，还是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实现形式，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党外监督的有益探索和尝试，在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实现民主政治、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边区民主政治的一种新形式
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中国共产党一种非正式的民主人士参政议政、民主协商的方式，最初源于抗战时期的士绅座谈会，其初步形成一般认为始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期间。
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邀请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以及李丹生等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上，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向党外人士报告了高干会的经过及所讨论的各项问题，党外人士在听取报告后纷纷提出意见。李鼎铭提出“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李丹生也发表意见，“共产党是爱国的，党外人士也是爱国的，要合为一体”。谢觉哉与贾拓夫对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表示对做得不够的地方将加以改善。
这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后，边区所辖的陇东、延属、绥德等分区也相继召开。如在1944年6月马锡五专员主持召开的陇东分区士绅座谈会上，地方士绅、劳动英雄等数十人参加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与批评不下30余件。分区一级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以1944年8月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座谈会影响最大。这次会议历时11天，到会者40多人，会议广泛听取党外人士对于政治、经济、教育、军民关系等各方面的意见。会议进行中，毛泽东、周恩来、王震等先后出席会议并讲话。值得一提的是，会议经热烈讨论除一致拥护毛泽东“十一运动”号召外，还通过了11个提案。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并通过提案，这在陕甘宁边区也是首创。
党外人士座谈会不仅在边区、分区召开，也在富县、米脂、子洲、延川等县一级召开。从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6月至12月半年来的报道看，县一级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士绅座谈会就达10次。由此可见，党外人士座谈会已经广泛存在于边区民众的政治生活中，成为边区民主政治的一种新形式。
加强党外人士座谈的组织动员和典型带动
中央和边区的领导人对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十分重视，通过领导人讲话、批示、转发文件、发表社论、宣传报道等一系列方式，就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这一民主协商的新实践、新经验进行动员和推广。
毛泽东对党外人士政策的提出发挥了重大理论贡献，他先后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等著作及讲话中，多次表示共产党人必须和党外人士要多合作、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多征求党外人员对党的意见。1943年2月1日，毛泽东在谢觉哉、贾拓夫关于边区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报告上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以批示的方式对党外人士座谈会提出要求。1944年12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报告工作时再次强调：“若干专署和县府，召开了各界人士开诚协商的座谈会，此种方式也很有益处，今后值得推广。”
在中央和边区广泛动员的同时，对各地的先进典型也及时予以报道。如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座谈会期间，延安《解放日报》就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刊发的通讯稿件、社论多达8篇。座谈会期间，《解放日报》还刊登了题为《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社论，指出：“对于现在各地所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凡是正在进行的地方，要好好进行，凡是尚未进行的地方，要召集起来，很郑重的进行这种会议。”而且，“这种党外人士的座谈会，敌后各根据地都应该举行”。
认真而有责任地履行协商和监督职能
放手发动党外人士彻底检查、批评各级政府工作，进而开诚布公、毫无顾虑地将一切有关当地政策与行政问题的意见收集起来，以便政府发扬成绩、改正缺点，这是边区党外人士座谈会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
从边区党外人士座谈会召开情况看，参会的党外人士无不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检查政府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他们不但指出政府工作取得的成绩，而且认真地批评缺点，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如在1944年8月绥德分区召开的士绅座谈会上，边区建设厅霍子乐副厅长对边区政府号召的“十一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按照绥德分区的实际情形，因为牛少，每户难得有一头牛，可改为驴。分区人稠，可以几家用一口井，发展水利”。马醒民则就干部作风提出质问，“个别区乡干部打骂人，但是，干部犯了错误要处分他，不能调走就算”。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座谈会后，吴汉章等32名党外人士在《延安日报》发表离别谢言，其中特别提到，“到会同仁均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精神，踊跃发言，积极建议。以往某些未曾直爽倾吐之言，这次我们尽情地谈了;以往旁观为客之想法，这次我们一扫而空了”。
边区既充分发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民主协商精神，同时对于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协商成果，边区各级政府认真研究，逐条解答，并加以解决和落实，这也是边区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显著特点之一。
从相关档案史料看，党外人士座谈会后，对可以立即付诸实施者，即着手施行;对应早作准备以便稍后执行者，则先着手开展调查研究，作充分准备;有的则明确列入限时完成的工作计划。如在1944年10月富县召开的座谈会上，党外人士认为干部不了解地情、有主观主义，建议组织生产一定要灵活运用。经过热烈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明年不能机械地规定开荒地数字。绥德分区专员表示接受大家的好意见，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由村民大会订出护树公约。并对减租、负担等问题，说明政府一定要照顾到各阶层的利益。延川县党外人士座谈会提出修建公路后，区乡政府动员积极分子、民众利用冬季农闲修桥铺路。
虚心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及时予以采纳和落实，也使边区政府赢得了党外人士和社会各界的尊重、信任和支持。米脂县银城群众表示，“现在政府真是不说一句空话，以后咱们有什么意见，可要操心提出来。”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座谈会结束后，32名党外人士坦言，“我们提出的一些意见与批评，专署即虚心接受，并指令下级改进，这种认真切实的精神，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