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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西晋政权的掘墓人

  西晋真可谓成也司马炎,败也司马炎。不妨来看看,西晋是如何毁在司马炎手里的。

  分封诸王又无力节制

  就在265年司马炎登基时,便种下了大分裂的第一颗种子。当时,他为了汲取曹魏政权的教训,开始大封宗室,即所谓“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武帝一口气分封了27个同姓王,以郡为国,允许诸王可自己选择封国中的官吏,后来又不断扩大诸王权力,以致最后酿成“八王之乱”。

  到了277年,这第一颗种子开始被“施肥”催发了。这一年,卫将军杨珧等建议说,现在诸王公都在京城,无法拱卫王室,应当让他们回封地去。另外,异姓诸将领居边,也应当有皇室亲戚参与。这意思很明显,就是相信宗室的力量,不相信异姓人。殊不知,治理失当,宗室一样可以为祸。

  于是,武帝推行王国置军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分别配置不同数目的军人。居然允许各封国拥有自己的军队,这简直是昏招。诸王手中有军权,皇权力量强大时尚能节制,一旦皇权衰弱,诸王必然为祸。当时,诸王中任都督的,都让他们各自迁往封国以靠近他们的任所。当其时也,各位王公都留恋京师,皆涕泣而去。然而,日后祸乱京城,却又是另一番面孔。

  立痴儿为太子

  267年,在司马炎还未开启大一统的谋略之时,又开始种下大分裂的第二颗种子。这就是立他的儿子司马衷为太子。问题是,史称他这个长子是个弱智白痴。史载其痴愚主要有两个细节:一是曾听青蛙鸣叫而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这个发问,今天仔细想来,倒颇有些哲学意味。二是有一年闹饥荒,百姓多饿死,司马衷听到后说:“何不食肉糜?”这就完全不通世情民情了。

  事实上,武帝是有很多次机会换掉接班人的。但武帝的优柔寡断让他不敢越雷池一步。

  当时,武帝也觉得司马衷不聪明,担心他不能担当大任。曾经私下和杨皇后商议,皇后以“立子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也!”暂时劝下了武帝的这个念头。到274年,杨皇后去世前,继续给武帝吹枕边风,为巩固太子司马衷的地位而努力。她病重时,担心武帝立一个贵嫔为后,会威胁太子地位。便头枕武帝膝盖,流着泪让他娶叔父杨骏的女儿杨芷。武帝也是流着泪答应了。

  在276年时,武帝曾病得很重。这时朝野上下都归心于司马攸。司马攸平素憎恨荀勖,荀勖便让人对武帝说,陛下前几天病若不愈,齐王司马攸“为公卿百姓所归”,太子虽然打算谦让,但也免不了祸患。结果司马攸从此就靠边站了。

  到了278年,“朝野咸(都)知太子昏愚,不堪为嗣(担当大任)”。卫瓘装醉向武帝提出含蓄建议,拍着武帝的床说:“此座可惜!”武帝知他用意,却也含蓄地表示不愿采纳:“公真大醉邪?”卫瓘从此不再提起。

  但是武帝却搞起了自欺欺人的游戏。他把东宫的官吏都召集起来设宴,然后把尚书难以决断的事情密封起来,让太子来决断。明知是个痴儿,还要去试,武帝也是痴了。以为这样就可以判断太子行与不行,武帝也太不通“人情世故”了,他忘了还有一个贾南风。太子妃贾南风听闻消息,便请给使张泓捉刀,让太子亲笔抄录。武帝看了非常高兴,首先就拿给卫瓘看,卫瓘大为不安,结果大家都知道卫瓘和武帝说过关于太子的事。贾充派人对贾南风说,卫瓘这个老奴,差点破了你家!武帝此举,不能不说是情令智昏,同时还把良臣出卖了。

  政风奢侈,贪污盛行

  天下太平之后,武帝就开始怠于政事,把很多时间花在游乐、宴饮上,致使政风奢侈,贪污盛行,同时又宠用奸佞,最终必然导致人心不附,这可称得上大分裂的第三颗种子。从历史上看,太平盛世有没有忧患意识,可以说是检验历代君主是否为雄主的一块试金石。“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西晋之迅速衰亡,与此有着莫大干系。

  271年,司马炎的宠臣贾充开始为祸朝野。武帝之所以宠爱贾充这样的奸臣,原因是他能成为太子,贾充起了很大作用。念旧是人之常情,但宠之而乱政,则显然是因小失大。

  贾充“为人巧诌”,在朝中结党,搞得乌烟瘴气,上下都很憎恨他们。武帝问侍中裴楷朝政得失,裴楷直言朝中有贾充之徒,以致武帝的德惠比不上尧舜。

  政权稳固的短板

  西晋大分裂的第四颗种子便是太子妃贾南风。她比太子大两岁,“妒忌多权诈”,弱智太子又岂是她的对手?史称司马衷既爱她又怕她。

  272年,忠奸继续斗法。因为贾充与任恺都受武帝宠任,但贾充想专宠又嫉妒任恺,于是朝中官吏开始分成帮派,各有依附靠山。武帝一看平衡术玩出了毛病,就把两人召来请吃了一顿饭,当和事佬说:“朝廷宜壹,大臣当和。”这简直有点可笑。忠臣之间有矛盾,双方可以坐在一起化解,但忠奸之间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武帝这样做的结果是,双方都认为武帝知道了他们不和,却又不责备,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外相崇重,内怨益深”。后来,贾充推荐任恺担任吏部尚书,任恺见武帝的机会就变少了,贾充常在武帝身边,就和荀勖等人一起构陷任恺,于是任恺获罪被废在家。这就是玩平衡术的恶果,毕竟居上位者也是人,小人常在身边,贤臣却常不在,难免就偏听偏信了。这正是为什么诸葛亮要劝刘禅“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因所在。

  到了平定东吴之后,武帝让大分裂的第三颗种子加速催发。281年,他把孙皓后宫的5000宫女悉数收纳,致使后宫妃嫔近万人。后宫如此众多,这在历代帝王那里,都极为罕见。“羊车望幸”的典故,就是武帝制造的。妃子多了,到哪里住宿就是一个难题,估计武帝心里也很是烦恼,便想出一个办法,坐着羊拉的车子,听凭羊走到哪里,就到哪里宴寝。宫女们为了得到宠幸,便以竹叶插门,盐汁洒地,因为羊喜欢盐水的味道会停下吃食。

  这时候,皇后的父亲杨骏、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开始当权,势倾内外,旧臣则被疏退。政事荒疏,祸乱必深种。而历史上著名的石崇斗富也出在武帝任上,成为“奢靡之始,危亡之渐”这一警语的深刻教材。

  当时,羊琇、王恺、石崇三位高官,互相攀比谁最奢侈。王恺用糖膏刷锅,石崇就用蜜蜡当柴烧。石崇用花椒粉和泥刷房,王恺就用赤石蜡涂墙。武帝不但不制止,居然还助长这种奢侈之风,赐给外甥王恺两尺高的珊瑚树。

  奢靡之风如此盛行,必然导致腐败盛行。贪污成风,这些高官又哪里去获得这些东西呢?除了贪腐,别无他法。

  在“太康之治”这短暂的盛世开启之时,大分裂的第五颗种子却开始生根。这颗种子原本不是武帝种下的,历史也把机会送到了武帝面前,可惜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汉、魏以来,羌、胡、鲜卑等投降的部落,大多居住在关塞之内各郡,后来多次因不满和怨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这时,侍御史郭钦上疏献迁走之策,但武帝不听,终致这些少数民族趁“八王之乱”、西晋国力衰弱之际开始举兵,在北方陆续建立了16国。

  290年,武帝病逝,太子司马衷即位为晋惠帝,立太子妃贾南风为皇后。从此,大分裂的五颗种子陆续发芽,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时期的大分裂。大体过程是这样的:司马衷痴愚,导致权力失控,《资治通鉴》称“由是权在群下(手下小人),政出多门,势位之家,更相荐托,有如互市”;皇后贾南风干政弄权,为除掉权臣杨骏等,司马玮、司马亮等八王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贾南风淫乱暴虐,八王也胡作非为,没一个是干大事的人;而后即有“永嘉之祸”,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司马炽。一直到316年西晋灭亡,这一段历史乱哄哄,不忍卒读,不忍详述。

  在大分裂的五颗种子中,大封宗室、立司马衷为太子、让太子娶贾南风、少数民族祸乱,固然都是重要原因,但根本性、决定性的原因,乃是第三颗种子——政风奢侈、贪污盛行、宠用奸佞。因为政风奢侈、贪污盛行,便人心不附。而宠用奸佞,必然使贤臣靠边站,结果就是:平常时,无忠臣维护治理秩序;危难时,无良将挽狂澜于既倒。人心涣散,执政基础就如沙上建塔,鲜有能持久的。

  历史表明,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后,要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自省、不自警、不自新,再强大的政权也会走到穷途末路。在中国历史上,西晋政权兴忽,对后世更具有警示意义。因为它深刻表明,政权的稳固,同样遵循短板理论。并不因为你任上有一番文治武功,你的国祚就会延永下去。相反,治理中的那些昏着败笔,就是政权稳固的短板。如果不能及时发现改正,就会给后代埋下深重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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