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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进入历史情境

  梁启超说:“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这表明能否“设构背景”,能否“注察背景”,也是衡量历史研究者是否具有学术观察力的重要标尺。

  这一点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也不例外。事实上,在目前党史研究中,大多采用的还是文献证史的办法。而文献证史毕竟是一种人与物的对话,尽管研究者爬梳资料、苦心钻研能有所发现,但对历史的判断也难免偏激或简单化。更何况这样的历史多是由研究者讲述,而他们又往往“不在场”。因此,只有回身转入历史,到“故事”的“发生地”作一番细致观察,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研究者的感官体验,才能避免讲述历史有逻辑性而无生动性的尴尬。

  下马观花,用心体察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事实上,观察不仅有正确和错误之不同,而且有深刻和浅薄之差别。只有“下马观花”,才能得到正确的、深刻的观察。譬如我们走一条街道,约略知道这条街道上有二三十家店铺有哪些类别,这就叫“走马看花”,不能不算是一种观察。但是如果跳下马来,到各家店铺走一走、看一看,访一访、问一问,便知道这二三十家店铺属于哪一些部门,哪一家的资本最雄厚,哪一家的营业最发达,这就叫“下马看花”。它自然要比前一种观察深刻许多。

  当然,这种“下马看花”,对历史研究者来说,还有另外一层特殊意义。黄仁宇就曾引用美国汉学家富路德的话表达过这层意思:许多年轻人研究中国,却不曾到泰山的阶梯去试脚力。黄仁宇说:当他看到莱茵河畔的城堡时,才更加体会富路德讲话的含义。山上的城堡和城垛最能说明欧洲的封建制度。在这套制度中,地方分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虽然读过许多资料,但还是要亲眼目睹,才能确切体会其运作方式。欧洲因此和帝制中国大相径庭。在中国,大一统是主调,皇权至高无上。他们攀登泰山以习惯“小天下”的感受。

  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可能还会有更深刻的感受。比如,在撰写《五四运动史》过程中,彭明先生就不止一次地走访过《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故居,北京大学当时各科旧址和毛泽东两次来北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按照5月4日当日游行路线从东交民巷走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新青年》编者当年曾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原听说“新世界”就是前门外的劝业场,但经过实地考察,发现是珠市口西的一座楼房。通过两次访问,并参考当年报纸上“新世界”游艺场的广告,便可真实再现当年“新世界”的全貌。这样再读高一涵的那篇和陈独秀一起在“新世界”散发传单的回忆,就活龙活现、印象逼真,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了。

  网罗旧闻,验证史实

  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那样伟大的著作,这固然是由于他掌握“石室金匮之书”的缘故,但另一方面,也与他遍访历史古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分不开。后者补充前者之不足,解答前者的疑问,才能使“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事实上,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经人之脑中滤过,在不知不觉间会随之而变。这也再次表明实地考察,网罗旧闻,验证史实,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石仲泉先生通过重走长征,发掘各种形态的新史料,矫正错误史实和一些传统观点,推进长征史研究,就是一个例证。比如,长期以来,长征的里程一直说是“二万五千里”,但经过实地考察发现,长征应为“3+1”的长征,即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二万五千里”仅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里程。如果算上其他几个方面军,红军长征的总里程应达到6.5万里。再如,红军出发前有8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剩余3万多人,以前史书就由此推算,这场战役红军牺牲5万多人。但经过实地考察发现,红军从瑞金出发后,突破前三次封锁线减员不少,到达湘江时,其实只有6万多人。这样计算湘江之战红军共牺牲3万多人。

  总之,历史虽然不是穿越剧,但它却要求研究者作一个穿越人,回到历史现场去观察事件的产生和人物的活动。相反的,倘若研究者不能穿越时空,进入不了历史的情境,不能下马观花、网罗旧闻,他也就讲不好历史的故事。这也是学术训练中,党史研究者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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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