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是中国古代法律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下启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发展，为中国近现代的法制建设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借鉴。
中国古代重视司法，进而也重视对司法官的培养与选任。既重视司法知识与能力，更重视品格与德性。秦汉时，已设有专门传授法律知识、培养司法官吏的官署，称作“律学”。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皇帝下诏，令郡察举人才设“四科”，其三曰“明法律令”，说明“明法律令”是重要的担任司法官的条件。
由魏晋至唐宋设律博士为讲授法律之官，以培训司法人才。据《三国志》记载，魏明帝时始设律博士，以培训地方司法官吏。晋时律博士为廷尉属官执掌司法教育。
唐宋时，律学隶属国子监，仍设律博士，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
唐朝建立科举制度以后，设明法，开科取士。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高宗下诏指出，“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可见，定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明法考试提供评卷解卷的标准。
宋沿唐制，科举中仍然设明法科，而且扩大录取名额。神宗改制时，为了进一步改变“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的学风，“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科举试法起着某种导向作用，激发了士人学习法律的积极性。如同神宗时大臣彭汝砺所说：“异时士人未尝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进之，而无不言法令。”苏轼在《戏子由》诗中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撰写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说明他是读书读律的，此文受到主考官梅尧臣和欧阳修的赏识，拔擢为第二名。至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论取为第一名。
从明朝起，废除律博士，同时科举中废明法科、刑法科，改用八股取士，致使入仕之官对法律茫然无知，而明清律又都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例”，如有舛错则予以处罚，因此审判时不得不倚仗幕吏，遂使幕吏擅权。这是明清司法的一大弊端。
为了弥补司法官法律知识的缺乏，防止司法权下移，《大明律》“吏律·公式”中首列“讲读律令”：“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遇年终，在内从察院，在外从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史官，按治去处考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
对于“讲读律令”之法，清代律学家吴坛在《大清律例通考》中考证说：“前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旧例内开：各处有司，每遇朔望诣学行香之时，令师生讲说律例及御制书籍，俾官吏及合属人等通晓法律伦理，违者治罪。”
清朝建立以后，仿《大明律》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仍将“讲读律令”条列于“吏律·公式”之中，并加小注“盖欲人知法律而遵守也”。
雍正一朝，对“讲读律令”极为重视。据《大清会典事例》载，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议准：“嗣后年底，刑部堂官传集满汉司员，将律例内酌量摘出一条，令将此条律文背写完全，考试分别上、中、下三等，开列名次奏闻。”
乾隆初，吏部以内外官员各有本任承办事例，“律例条款繁多，难概责以通晓，奏请删除官员考校律例一条”，乾隆帝“不允”，谕曰：“诚以律例关系重要，非尽人所能通晓，讲读之功不可废也。”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上谕中严肃指出：“若谓各部则例未能尽行通晓则可，若于本部本司律例茫然不知，办理事件徒委书吏之手，有是理乎!”
“讲读律令”条中所谓的“国家律令”，是指“颁行天下，永为遵守”的《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而言。这两部法典虽以刑法为核心内容，但也是诸法合体的国家大法，涵盖十分宽广，涉及行政、民事、财经、刑法、诉讼、断狱、监狱与家庭、社会等诸多方面，故而要求“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
为适应官员应付“讲读律令”的需要，清朝允许和鼓励私家注律，形成了由州县官至封疆大吏乃至刑部官员组成的律学家队伍。为便于官吏学律，编著了“便览”之类的简易读本，此外，还有便于记忆的图表、歌诀类律学著作。
明清时代对于官吏的“普法教育”和一系列规定，是很值得玩味的。其一，为官者不可不知法，故普法对象首在官不在民。其二，官员普法不限于本部门的法规，更应当熟悉国家最重要的法典。其三，官员普法的要求载于刑法典，是具有强制性的，违反者要给予制裁。其四，每年定期考试官员的法律知识形成制度而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其五，考试结果区分优劣，按法予以奖惩。“讲读律令”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增加了官民的法律意识。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执法者法律素质的提高，才有助于援法断罪，改善司法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