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有些事“动嘴”(也包括理论研究)与“动手”必须适当分离。然而，生活中有的事又需要将“动嘴”与“动手”融为一体。雍正十年(1732年)，郑板桥在杭州写信给堂弟郑墨，信中说：“若事事预留把柄，使入其罗网，无能逃脱，其穷愈速，其祸即来，其子孙既有不可问之事、不可测之忧。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算计得别人一点，直是算尽自家耳!”郑板桥这样说，也这样做。他还是秀才时，就翻捡出家奴的卖身契，但并不出示给那些人看，而是将其一把火烧掉，以免家奴难堪，一点也不“算计别人”。在郑板桥看来，人与人是平等的，主仆相得，仆人自然可以留下来;不能和谐相处，仆人即可离开，靠契约束缚，是一种不人性的行为。乾隆九年(1744年)，郑板桥为范县县令已两年，经过精心治理，此地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他又晚年得子，正是一生得意之时。由自己之顺想到某些亲朋故交之逆，于是决定出手相帮，他写信给堂弟郑墨：“设我至今不第，又何处叫屈来?岂得以骄倨朋友!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大数即得;其余邻里乡党，相周相恤。”“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一念及，真含泪欲落也。”他拿出自己的薪俸，嘱咐堂弟，代他挨家挨户逐一散给，抚寡扶孤，“务在金尽为止”。
与郑板桥相比，晚清的曾国藩在“动嘴”与“动手”的结合上名气更大。曾国藩希望子弟做到“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烦恼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些家训有几条是关乎做人的，它实际上是曾国藩自身经验的概括。就拿“事亲”来说吧，曾国藩很懂得讨长辈的“欢心”。初入京时，他得赡养六位老人：祖父母、父母、无后的叔父母，尽管个人的事很忙，但每隔那么十天半月，他一定会给长辈写信，告诉他们一些开心事。那时曾国藩极穷，年年都要借钱度日，即使如此，他仍会每年寄一些银两回家，害怕“子欲养而亲不待”。其父曾麟书中过秀才，好出风头，也有些贪小便宜，喜欢干预公事，曾国藩知道这将导致自取其辱，必须及时制止。但他写给父亲的信里，从不提此事，怕父亲不高兴，在致弟弟、叔父的信中却一再叮嘱，希望他们及时转告。曾国藩是个“不妄语”的人，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会去做。看《曾国藩日记》，你会发现他要忙到深夜才能睡觉，其中的工作之一是为人写序跋、题匾额、写墓志铭。曾国藩做官“不要钱”。晚清，陋规盛行，而且公私不分，但曾国藩取用陋规全部用于公事，仅此一项，他每年少拿的银子就在十四万两以上。他做湘军统帅，过手的军事经费近三千万两，也不贪一分一毫。
其实，世间绝大多数事情都是相对简单的，完全可以做到“动嘴”“动手”两不误。某件事，你嘴上说干了之后如何如何好，没多少人信服;你亲自去做，用行动证明它的好，别人就会相信。郑板桥和曾国藩归纳的家训内容各异，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自己实践过，行之有效，最后才推荐给家人。换句话说就是，在“动嘴”之前，他们先学会了“动手”。因此，其“动嘴”归纳的东西才显出了一份慎重、真诚、高远，后人心甘情愿照着去做。流传到今天，依然被我们视作珍宝。
与空头“动嘴家”相比，社会其实更需要说做一致的“动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