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8日，由朗通公司主办的“2017资产配置新动向财智对话”论坛在深圳南山区塘朗城营销3楼隆重举行，财经叶檀、张立群、曲建亲临现场，塘朗城多位管理层领导、深圳多家主流媒体、塘朗城业主们及意向客户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资产配置新动向，现场解答近年来人们多遇到的资产焦虑问题，传授高效资产配置法则。
张立群：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让大家都在感受着深圳脉搏的跳动，地铁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很高的楼房的建设，实际上都给大家感受到深圳这座城市的活力、发展的能量。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就是深圳的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想大家既然做资产配置，那就需要了解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要了解区域，如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面我想在我多年对宏观经济研究的基础上谈一些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一、2017年中国经济有望保持平稳增长
首先，中国经济开始了企稳向好，中国经济过去五年多增速一直在下降，去年是6.7%，而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10.6%，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给各个方面带来了很多的压力。这个压力在今年有望缓解，我的基本理由就是中国过去这些年的经济增速换档，实际上是国内、国外原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们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2002-2007年出口年均增长29.2%，但2008-2015年出口年均增长8.09%，2015年当年出口负增长2.8%，外向型经济订单水平大幅度下降，开工水平也就会大幅度下降，销售困难、财务困难都不断加重。
另一个方面是国内的情况，中国经历了城镇化长周期的调整，包括房地产长周期的调整，而现在这个调整我认为已经在走出谷底，比如房地产投入，2015年增长1%，2016年增长6.9%，今年1-2月份同比增长8.9%，这些迹象我认为都可以支持我的判断。
城镇化的问题就是资源的配置，包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产业等资源在城市之间的配置是不均衡的，大城市人满为患，大城市这些资源聚集比较多，所以人们都愿意到大城市谋求发展。而中小城市普遍人气不足，和这些资源配置水平比较低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大城市拿地，中小城市卖房，大城市人气度高，房地产市场的成长快，但是支持房地产开发建设的空间非常紧张，土地非常紧张，所以它是“拿地”。而中小城市虽然土地很多，但由于人气度不高，房地产市场成长不起来，所以导致卖房难。
房地产企业在过去一些年当中是左右为难，这个时候房地产投入速就开始大幅度下降，但这个问题近两年开始出现转机，而这个转机和城镇化的积极变化紧密相关。
一是有一批热点二线城市加快发展起来，在接替一线城市，在城镇化竞争当中开始唱主角，比如广州东莞、江苏苏州、河南郑州、河北武汉、安徽合肥，有一批这样的城市。去年腾讯研究院用他们掌握的大数据做了一个城市年轻指数，这个指数当中，排在前面的已经不是四个一线城市，而是热点二线城市。房地产拿地难的矛盾由于这些二线城市的加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2016年房地产投入增量的60%左右来自热点二线城市。
第二个城镇化的新动向就是我们一直在大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这样一个主线就是要以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特别是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一线城市，要发挥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周边一批中小城市联合发展，形成若干个城市群。城市群的发展从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强调，要突出两个同城化，一是基础设施，一是公共服务，就是我们要让基础设施配套、要让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配套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实现同城化，就像在一个城市一样。因此我们近这几年在着力补短板，这个短板很重要的就是中小城市在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配套上的短板。这样一些活动现在也发挥出一些效果，比如说北京周边的廊坊、保定，从去年来看人气度都有比较快的提高，房地产的销售形势都有升温比较快的表现，这对房地产的发展应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发展空间。
随着城镇化这样一些积极的新动向，我认为城镇化长周期的调整已经从谷底逐步走出来，而房地产跟随着城镇化的调整也在从谷底逐步走出来，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销售形势好转，比如2014年城镇商品房销售面积比上年负增长7.6%，但是2015年比上年增长6.5%，2016年比上年增长22.3%，整个房地产的销售形势是全面好转。这个好转我想和城镇化是分不开的，我刚刚讲的热点二线城市人气度提高这么快，包括深圳，大量的人才到深圳来，他肯定有刚性的住房需求要实现。
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新型城镇化所带来的城市人气度的提高，现在城市常住人口每年都要增加2000多万人，这里面光应届大学毕业生每年就超过700万人，应届中职毕业生每年超过500万人，再加上1.8亿左右外出务工农民工，现在有大量的年轻人还是要在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刚性需求的增长，这是房地产销售形势好转的一个基础。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金融杠杆的推动，我前面讲了，城镇化有一个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矛盾，这个矛盾导致大城市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大城市会导致房价上涨的基础性动力，因为供给不足，价格就要上升来拉动供给，当供给由于土地的限制增长不上来的时候，价格会进一步上涨，当价格持续上涨的态势比较明朗的时候，金融杠杆就要参加了，它就认为买房这个活动是只赚不赔的。所以我们说2016年局部的过热恰恰就是在这些矛盾的支持下所导致的局部活动升温，这对房地产的平稳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通过多年来对房地产调控的实践，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去年“十一”20几个城市都出台了限购限贷政策，我想这个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炒房，炒房如果没有一定的数量赚不到太多钱，这一限购，把数量卡住了，像北京，户籍居民只能买两套房。另外，现在卡着银行资金参与炒房的渠道，炒房光靠自己的钱也炒不动，所以限购和限贷这两个政策我认为对炒房活动效果是明显的。今年2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屋价格指数，中间15个被重点关注的城市，有11个城市房价环比下降，3个城市房价环比持平，这就表明我们的调控效果是见效的，包括深圳，深圳房价和去年相比上涨态势明显走稳。这样一个调控已经见到成效，我们要进一步建立长效机制，当然这需要时间。
我们也不要担心这个调控会把房地产市场搞垮，因为我前面讲了，对居住性需求从政策上支持的，而城镇化边界带来的刚性需求增长我认为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在这个基础上，今年房地产销售水平比去年会有明显下降，1-3月份还没反映出来，但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必须出来，就是炒房活动会退潮，依靠居住性需求推动，今年房地产的销售如果从商品房销售面积来看，我认为是个位数增长，但这足以支持房地产投入保持可持续的平稳增长。去年房地产投入是增长6.9%，投入总额是10.9万亿，但去年由于房地产的销售形势，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来源到年底余额14.5万亿，房地产企业现在不缺钱，但他缺少可售房源，比如在深圳，比如在四个一线城市，在热点二线城市，包括一线城市周边的三、四线城市，房子卖的好的地方，开发商都缺少可售房源，在这些区域从去年开始拿地活动就明显升温，而这个活动我认为在今年会继续保持，一是销售形势还保持7-8%之间的增长，二是房地产建设周期两年左右，去年启动的项目今年不可能停下来，所以今年整个房地产的发展尽管还有很多干扰因素，但总体来看我认为已经从长周期调整的谷底走出来了，如果我们调控政策得当，有望实现大体平稳可持续的发展，房地产投入今年保持在去年的水平附近，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
根据我这个分析，如果新型城镇化现在在不断地找到新的着力点，它带动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比较活跃的，另外，房地产的发展也会支持房地产投资保持大体平稳增长，这两块投资的平稳就会支持整个大宗商品的销售形势持续好转，PPI从去年9月份开始结束54个月的下降，开始出现同比增的上涨，今年1-2月份同比上涨已经达到7.3%，煤炭、钢铁价格都有明显上升，这带来了工业企业效益情况的持续好转，包括今年2月份我们看到国有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幅在明显提高。而制造业投资主要是根据投资的回报来决定是否投资，当整个工业的效益好转的时候，制造业投资的回升就是必然的结果，去年1-8月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8%，但今年1-2月份同比增长4.3%，这样一个恢复趋势，我认为今年具有可保持性的。投资的增长，我认为今年的水平比去年略高，去年全年是8.1%，今年有望达到10%左右。
消费我认为在今年应该也是走稳的，因为政府现在一直在坚持社会政策托底，一直在抓精准就业和精准扶贫，过去几年我们消费的增长一直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增速换档，这个态势我认为在今年也会保持。也就是说中国今年的国内需求会保持平稳增长，而且比去年水平有所提高的态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出口的形势，今年1-3月份还是比较好的，1、2月份出口按美元计算是同比增长4.2%，3月份同比增长8.2%，这个情况还是不错的。当然，我们看到出口的外汇环境还有非常严峻的一面，包括美国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包括欧洲，英国脱欧，包括右翼势力的抬头，欧盟一体化进程遇到很大的挑战和阻力，我们对经济的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还不能低估。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是出口基数比较低，连续两年负增长，二是转型升级的效果，稳出口政策落实的效果在不断显现，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今年出口低位走稳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综合国内国外市场需求的分析，我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在今年会实现平稳增长，从过去的增速下降转到平稳增长，全年增长水平我认为不会低于2016年。
这给我们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今年两会强调稳中求进，稳中求进一是稳增长，二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是包含着市场需求水平的变化，需求水平的边疆，二是包含着需求对供给要求水平的深刻改变，过去是供不应求，所以市场需求对企业生产的要求就是看你做得快不快、多不多，但现在市场需求对供给、对生产的要求是做得好不好，过去我们叫粗放的低水平数量扩张，现在我们必须要转向集约的质量效益型绿色清洁发展，这个转型对于企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就是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改革，通过市场化、法制化手段，来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落实，现在中国经济已经站在新的起点，正在进入发展比较平稳，发展含金量持续提高的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正面对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这个机遇有几个方面，一是粤港澳这个区域的产业聚集，产城融合水平比其他地方高。二是粤港澳区域市场化、国际化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些条件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是人为整合起来的，它是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全面推动累积到一定火候时出现的现象。我们从深圳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它包含着一个新的重大的历史性机遇，中国的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更高水平的新的发展方式下，粤港澳大湾区可能在这里面是一个排头兵，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强对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加强对深圳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然后在谋划好我们自己发展方面、在谋划好资产配置方面进一步下功夫，实现更大的收入，也实现个人综合素质更大的提高。
我就讲这些观点，供大家参考。谢谢!
今天论坛的流程有点紧凑，我注意到三位的观点都没有太多时间展开，我们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就几个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进一步说一下。对于张立群教授，我特别感兴趣的依然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您只是简单提了几句，就湾区未来发展的想法，您的判断能不能为我们多说一些?
张立群：首先，从产业的发展来看，重点还是集中在广州和深圳这个区域，从香港和澳门来看，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从深圳到广州，中间地带的产业和国内大产业链的连接还是很紧密的。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发展可能包含着产业重心带动市场重心和城市发展重心，应该说广州和深圳之间成长性是比较高的。还有就是进一步对外开放，包括自贸区的范围也会扩大，整个广东和香港对接的条件会加快成熟。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有机会走出一条新路，我们对外开放，通过广东和香港的深度融合，有可能会走出一个新的模式。
我的感觉就是在粤港澳这个区域，未来可能会有很多新的亮点发展起来，我对这个区域的发展寄予很高的期望值。
主持人：在九个城市外加港澳构成的湾区中，您觉得深圳未来会扮演什么角色?在产业、规划方面会不会做一些应有的调整或升级呢?
张立群：我们现在一直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圳在这个实践当中是走在前面的，包括制度环境的建设方面、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方面，也包括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方面，都是走在前面的。深圳很有可能在今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当中是一个重要的增长极，有可能会带来经济新常态下制度模式的成熟，包括产业水平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包括新型城镇化，包括更深度和世界经济的融合，在所有这些方面我想深圳都具备条件开辟新的模式，来引领改革开放新进程。
主持人：我现在已经接到现场朋友的提问，这位朋友口气蛮大的，假如您手中现在有600万人民币，请问您会如何进行资产配置?
张立群：要是有600万资金，如果做资产配置的话，确实房产是首选。从过去十年来回顾，大家做投资可能房产这一块出现损失最少，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买房的稳定性或可靠性是最高的，这已成为一个经验。沿着这个经验，我要有600万的话，比如到塘朗城看到小户型，买一套300万、400万，如果做投资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
从国家的发展来看，我们还需要在投资方面有更好的环境，或者更多的渠道，把这些资金放到创新研发，放到产业培育上，放到企业培育孵化上，可惜这方面我们的制度环境还需要再完善。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如果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投资市场、投资渠道能进一步完善的话，我想像巴菲特一样，把资金配置在有成长性的企业上，应该这个潜力更大。
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不缺钱，实际上我们也不缺人，你从劳动年龄的人口来看，我们现在是9亿人左右，关键是这些人、这些钱怎么利用起来，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中国的发展之所以比美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就在于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人差很多，中国人要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这样一个市场需求的空间，这样一个产品和服务供给增长的空间，我认为把我们现在的钱充分使用起来可能还不够。为此我们更重要的工作不仅是考虑自己这600万怎么用，而是从整个国家的层面怎么样形成更好的投资融资体制和机制，真正把这些资金引导到创造更美好生活，包括产业升级、生产线水平提高、创新能力提高，更高水平的城市建设，大规模开展，提到这个方向上去，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就真正的为自己未来这600万打下了最保险的基础，因为钱是对应着产品和服务的，未来当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的钱肯定在那个时候买到的东西更扎实。
主持人：关于货币超发，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想请张教授多说几句，我们看到很多货币超发的理由，包括企业债、政府债，但现在过高的货币超发已经引起了国民普遍的不安、恐慌，您做了这么多年宏观经济研究，跟决策层面有很多接触，这背后有些什么样的思考?
张立群：刚才谈到货币超发问题，我想首先和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国家在外贸政策方面，当时坚持人民币没有跟随其他货币比较明显的进行调整，中国的贸易顺差有几年时间扩大的比较快。在这个过程当中，外汇储备在持续增加，外汇储备实际上就是央行用人民币买进来，相应的人民币就投放出去了，实际上这是强制性投放。但是这个投放和一揽子计划、国内的投资扩张正好结合起来，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他也在找钱给我们，而这些钱也不都是无效的，比如高铁，我们现在在享受它的福利，高铁如果没有这段时间集中资金搞建设，是建不起来的，包括很多城市的公共设施，包括其他的道路基础设施，其实都和政府在这期间大量的建设分不开的。中国政府过去一些年虽然也举债，但和欧洲不一样，欧洲政府举债是用于消费的，比如养老，或者人们生活支出的缺口他用发债来解决，而中国这次地方债务的清理，大部分地方债都有实际建设项目对应。
货币超发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看到发出来的货币并没有闲置，还是在发挥作用，还是在调动供给，所谓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出去了，需求扩张了，但供给没增加上来，价格会涨上去。房价房价上涨和城镇化的矛盾结合在一起，特定的区域人多地少，矛盾很尖锐的时候，房地产供不应求就有房价上涨的根源，这个根源就可能引起投机，投机会引起房价快速上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治理它，但总的来看，我们的总供给，无论是食品的供给、农产品的供给，还是各种工业品的供给，现在都是充分的，在有充分供给保障的前提下，我们不存在出现迅速的价格伸张，人民币很快的不值钱，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由中国的供给水平来保障的。
我也不好跟大家说美元会持续升值，美国政府利率基本接近零利率，然后通过数量扩张，就是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还是要通过美元的投放，它的投放和GDP增长反差在一段时间比咱们还要大。从特朗普政策来看，仍然是扩张政策，特朗普是两边讨好，比如讨好草根，我要给你保障就业，我要增加就业，就要扩大开支，军费开支、基础设施开支，增加就要花钱。另外，我对富人承诺要减税，一方面减税，一方面扩大开支，所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按照特朗普的思路，两边都满足的话，赤字缺口还要扩大。但现在耶伦主导的美联储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截止，而耶伦的任期是到明年2月份，特朗普上台之后，财政年度还没开始，只有当两院通过了他的财政预算方案之后才能落实下来，这个窗口期，美联储还是在加息。但从过去的历史来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绑定得很紧，美国的长期国债利率就是美国基础利率的矛，我想美国未来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步伐不可能很快，它会逐步减缓，而两种货币的比值和货币政策紧密相关，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强调中性，开始收，美国的货币政策有可能放，从这林点来看，我们可以对人民币兑美元的比值未来会不会持续贬值可以做一个基本判断。
并不是货币超发了，就导致需求膨胀了，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的有效需求还是相对不足的，我们需要扩张有效的投资需求和有效的消费需求，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我们才具备倒逼的环境，倒逼企业要做得更好，你做得不好，大家就不买你的产品。现在我们的去产能也在强调要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推进，市场需求一旦恢复，钢厂、煤矿要恢复生产你有自主权。市场调节的背景下，总体来看我们还是要淘汰掉低水平产能，通过竞争，优胜劣汰，把符合更高要求的企业选拔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