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有些关于林徽因的传记，我在此本书中，看到了更多林徽因真实的部分，性格、历史细节、人物关系等，当然也包括更真实的梁思成。费慰梅在前序中说道，“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追述他们及那一代人的命运，也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以及支撑他们勇气的幽默感。”
中国最牛父亲：
梁启超对子女的深远影响，作为一个父亲，梁任公是非常称职合格的。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和一位父亲的我，对梁启超作为父亲的角色向来持有钦佩之情。
梁启超一共养育了十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长大以后都成为了有益社会的人，其中几个更是成就斐然，比如梁思成，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永，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梁思礼，中国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达，著名经济学家；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启超因此被誉为“中国最牛父亲”。
梁思成告诉费慰梅，“在天津的家中，有一项他很喜欢的家庭习俗。当父亲在家的时候，全家人六点半准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我们兄弟姐妹约在二十分钟内匆匆用完晚餐，父亲和母亲则浅饮小酌。父亲开始谈他正在写的主题——诗人和其他人人物的传记、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儒家学者和其他各学派的学者思想，一谈往往就谈上一个钟头。
瞧，多么有文化气息的家庭氛围。逸爸保持阅读习惯，且尽可能广泛地阅读各类书籍，早期也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
在14个子女中，梁启超最钟爱长女思顺和长子思成。同时，他对好友林长民的爱女林徽因也颇有好感。
林长民是个艺术家，学问好又有官位。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在两位父亲的撮合下，十五岁的林徽因与十八岁的梁思成结识了。根据传统习俗，两位的年龄可以成亲，但两位开明的父亲把选择权交给了他们，等到林徽因与梁思成真正走在一起，中间相隔了四年。四年期间，林徽因随父亲走过半个世界。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年，国际联盟成立，中国也成立了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而林长民就是发起人之一，兼任理事。他为了国联的事务常驻伦敦，便把女儿带去做伴。林徽因也成了父亲的翻译，因为她在上海和北京的学校里就掌握了流利的英语。她在伦敦的圣玛丽女子学院继续读书。
在伦敦的日子里，林徽因有了一位重要访客，他就是一身才气的徐志摩。我们知道，徐志摩对林徽因一见钟情。林徽因，对徐志摩也有好感。但两人没有走在一起。用费慰梅的话说，”徽因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热忱和他对她的狂恋所迷惑。他的出现只是她生活里的一个奇遇，不至于让她背弃家里为她已经选好的婚姻。”从中可以看出，林徽因像普通女孩一样，憧憬一份浪漫，但有着非凡的理性意志。
林徽因当时的婚姻观，主要是受到她母亲的影响。梁思成回忆说，多年来，徽因和她伤透了心的母亲同住，使她一想起离婚就恼火。徐志摩可能在当时对徽因说他想离婚，并向她求婚。徽因无法想象自己将走进这样一种人生关系，她自然联想到母亲的羞辱。
林徽因与梁思成建立感情，是在他们一同在美国留学的日子。他们一起同甘共苦，在宾尼法尼亚大学里勤奋学习。从1924年两人入学，到1928年3月21日，两人在总领事馆结婚，他们不仅在建筑学领域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学术根基，还丰收了爱情与婚姻。
回国后，他们受聘于东北大学，当时的校长是大帅张学良，正值东北大学蒸蒸日上之时。梁思成主要讲授中西建筑与设计，林徽因负责主讲美术与建筑设计。林徽因还被邀请设计东北大学的校徽。
好景不长，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夫妻两人被迫离开东北，回到北京。梁思成在北京进入了一个小型机构——中国营造学社。从此，他的余生都在为研究中国古建筑而奋斗。林徽因，则是他最有力，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过着艰苦但非常充实的生活，艰苦体现在游历全国各地寻找古建筑时，简陋的生活条件；充实，体现在他们时常有惊人的发现，有美景相伴。
在书中，费慰梅常引用林徽因给她写的书信，来展示他们当时的境况。有一段林徽因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再次像在山西时那样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我们为艺术和人文景色的美和色彩所倾倒，却更多地位我们必须赖以食宿（以便第二天能有精力继续工作）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懒。我老忘不了慰梅爱说的名言：“恼一恼，老一老”——事实上我坚守这个明智的说法，以保持我的青春容貌……这次旅行使我们想起我们一起踩着烂泥到山西灵石去的欢乐时刻。”
都说林徽因性格中充满了乐观与豁然，这点在她的很多书信与作品中，都能不费力地得到印证。
1935-1937年7月7日期间，北京的生活至少表面上还算平静。梁思成保持着一直忙碌的状态，与其团队运营着营造学社。林徽因也常陪伴梁思成去乡野实地调查，寻找古代建筑。
其中最令他们兴奋的是1937年初夏时节，在山西五台山发现的唯一唐朝木构建筑的佛光寺。如此重要的发现，让他们觉得一路艰苦探寻是值得的。梁思成在日记中如此描述：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晦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山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是不容易的。
要说乡野古建筑的探索是苦中带甜的话，那当日本军队占领北京后逃难的日子就只剩下苦味了。他们拖家带口，逃难的路上，经过了天津，坐船到青岛，途径了济南，到过汉口，最终在1937年10月1日到达长沙，而出发的那天是9月5日。然而长沙并不安全，林徽因在信中记录道：在日军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16米的地方，当时我们——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
所以，长沙当然不是终点站，他们很快被迫迁移至下一站：昆明。途中，林徽因还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肺炎，还高烧不断。林徽因回忆，“我们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点，摸黑抢着把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和我们自己塞进长途车，到早上十点这辆车终于出发时，已经挤上了二十七名旅客。这是个没有窗子、没有点火器、样样都没有的玩意儿，喘着粗气、摇摇晃晃、连一段平路都爬不动，更不用说又陡又险的山路了。”
在昆明，梁思成和林徽因当然不是住在城内，为了逃避轰炸，在距离昆明十四公里的一个叫龙头村的小村庄住下。他们自己设计了三间住宅，但生活依然异常艰难。冷热自来水都没有。第一样买回的物品是一口陶制的大水缸，有近一米高，用来储存挑进屋里的水。天黑了，要点菜籽油灯，但那也很贵，所以最好还是跟村民一样，天一黑就睡觉。一身才气的林徽因，也变成了“糟糠典型”：“一起床就洒扫、擦地、烹调、洗衣、铺床。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疼痛着呻吟上床，我奇怪我自己干嘛还活着。”
漂泊的日子仍在继续，不久后全家又搬迁到四川的一个古镇——李庄。如今的李庄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而在当时，用梁思成的话说“这个鸟不生蛋的该死小镇”。困难没有扑灭梁思成与林徽因对建筑研究工作的热情，相反，他们一直想做件更有意义的事：编辑中国第一部建筑史。为了同时能出版英语版的建筑史，林徽因当时还专门写信给费正清，请求帮助把一些关于中国建筑的图稿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解说，然后制成缩影胶圈，寄到美国出版。英文文字部分随后付印，中文文字则在中国印制。
费正清当然非常愿意帮这个忙，于是梁思成为了完成他的绘图，不得不彻夜工作，晚上他的光亮来自那盏菜籽油灯。当时，思成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变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身穿马甲，下巴支在一个花瓶上，伏案作图，为的是利用花瓶这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背脊的重负，画图时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其艰难可以想象。（当时梁思成的体重减到了47公斤）而林徽因也病卧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
这种工作热情，当时深深感动了前来探望的费正清。他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在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下，两人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穷苦的环境和繁忙的工作始终没能让他们得到充分的修养。在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继续为政府工作，都染上了肺结核。林徽因还奇迹般地撑到了1955年，离开这个世界时，年仅51岁。说奇迹，是因为早在1945年，一个名叫艾楼塞的医生曾告诉过费慰梅：林徽因的健康非常糟糕，将不久于人世。
梁思成的境遇，在解放后，完全没有得到改善。他力争保全北京古建筑，可当时新中国部分思想腐朽的官员认定有些古建筑是封建时代的象征，不值得一留。1952年至1953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梁思成还被迫写下悔过书，批判父亲梁启超的保守派改革主义。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花了大量时间学习马列主义，1959年成为共产党员。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能专心地在自己的领域工作，期间还代表中国参加过一些国际建筑会议，让他获得了些成就感。
然而，我们在梁思成生命的尾音中，听到了悲悯与遗憾。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并于1972年去世。在书中，费慰梅引用了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在1986年参加清华纪念梁思成的活动时写下的回忆录。在长长的16页描述中，我读到了梁思成晚年的悲惨遭遇。
林洙最后是这样叹惋地写道：
我想起六十年代初他登桂林一座山时作的一首小诗：
登山一马当先
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恐怕落后，
所以拼命向前
是的，我亲眼看到他在这最后十年中是怎样“拼命向前”的。天真而诚实的思成当时哪里知道，他所依赖的“导师”，在最后的岁月中，所给他指引的竟是一条历史倒退之路。沿着它，无论他怎样拼命，也是不可能前进的。他的悲剧是整个民族悲剧的一个缩影。
逸爸要分享的下一本书是，《翻转式学习》。最近重读了这本书，认为有必要再整理一遍分享给家长们，因为这本书点出了教育和学习的本质：学生只有在多输出的情况下才能更有效地学到内容，反对填鸭式低效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