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本小说，里面记录的都是真事。历史长卷的宏伟篇章里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但这些散落于历史缝隙里的碎纸片令我们隔着时空得以知道曾经的蝼蚁众生经历过什么、发生过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角，最初是以下这段书评勾起了我对该书的阅读兴趣。
“卜正民的非凡之处，在于他长期发掘并研究中日双方高质量的档案资料与回忆录，故而能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展示战时问题的隐晦性与复杂性。”
“战争”这个人类亲手打造的极端环境真是考验人性的修罗场。无数平凡肉身被战争裹挟着无端端地化身为一个个恶魔、冤魂；天使、英灵-----
当“战争”渐渐隐入历史，一些东西模糊了，而一些东西或许反而变得清晰了。正如卜正民本人说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通常都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去解读当时的历史。” 前者是坚持后代记住、后者是乐见后代遗忘。
在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以不同形式确保民众对抗日战争保存着记忆。在这个过程中，油腔滑调、娱乐搞怪的方式也会令记忆失了真、走了样。 这份记忆的主旋律是江湖与庙堂的联合“抵抗”，副篇是为了保存实力的往大后方撤离， 至于汉奸走狗，那不过是其中几个不和谐的杂音而已。
中国人当然无法“遗忘”而必须“记住”这段历史。但历史的真相并不全都取决于今人的一厢情愿。真相可能琐琐碎碎远不是那么高大上、也可能一反成见令人大跌眼镜。 对于一些细节，甚至官方或我们自己出于私心都未必愿意勇于直面。 这次，作为外国人的卜正民找了一个很小的切口深入进去，PO出一段非常时期的人性篇章。
我们无法洞穿“未来”——因受视野局限、谁都不具透视远程的慧眼。但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对“过去”的认知评判就能不受局限束缚呢？显然否也。“抗日”强调的是“抵抗”——全民抵抗，亦谓四万万同胞齐心同抗日、国共两党联手赴战场。可打开尘封的史料档案，往往令人尴尬的真相就触目但不可回避的跳了出来。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当月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举世震惊。直到今天，围绕这场大屠杀的研究争论仍更新不止。而事实上在那之前，日军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制造了无数烧杀抢刮、奸淫掳掠的惨事。
当时这些地区的真实情况是：“代表正统的国民党政府弃城而逃；普通民众处于高度恐慌状态；土匪、地痞流氓则浑水摸鱼，大肆抢劫；农村中大户人家武装自保；城镇地区则有日军联系地方头面人物，组成’维持会、’自治会‘稳定秩序。” 、“当日军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进犯时，一些中国人在抵抗，更多的人逃离，大多数留在原地，设法应付所处的环境——”
留下来的人并非全是汉奸走狗，彼时彼处，他们在传统伦理道德与讨生求活的本能间挣扎纠结。
战场上子弹炮火、阴阳一线；逃途中胆战心惊、颠沛流离；而苟延性命于占领区的众生又何尝不是历尽地狱的恐怖、尝遍人间的心酸。后者中的一些人最终选择了与占领者“合作”，这些人的行为在我们一贯的语境中应该被称为“通敌”或“叛国”，但卜正民教授原文用的“collaborator”而非“traitor”，翻译也非常忠实地将之译为“合作者”而非“汉奸”。
卜正民列举的当时被日军占领的五座城市里都有这样的人群，且事实上加入其间的人”前赴后继“为数不少。这是历来研究者们比较讳莫如深的领域，所以这次阅读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进入日本宣抚队认可的“维持会”或“自治会”名单的中国人当然不是最底层平民百姓、也不是为非作歹、是非浑沌的地痞流氓。与侵入的日本人合作的群体，原文中对其称谓是“Chinese Elite“。
这个词儿显然直译不妥，故本书译者将之译为“地方头面人物”也是费了一番脑筋。档案显示这些人中懂日语、有留日背景的人非常少，这也说明了“合作”过程中基本没有文化认同的可能。“沦陷初期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地方头面人物，就是介于彻底的通敌者和坚决的抵抗者之间的一个群体——他们既厌恶又不得不与日本人合作，因为日本人是他们家乡的统治者；他们既助纣为虐也做一些有利于民众之事。”促使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们与入侵者合作的原因中，“偷生”显然不是全部。
“合作”的双方没有最基本的信任。
日本人希望通过借助“地方都头面人物”的“合作”在占领区建立合法政府，实施政治管辖；“地方头面人物”希望借助日本人的幕后（武力）支持汲取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边缘人对后面两项尤为渴求。其中也有不少人甚至只是希望能由此保住自己的家人与生意。
然而不同于殖民统治，入侵的日本人无法像殖民宗主国那样为殖民地带来“一种可供选择的财富和权利资源”，无法将“中国经济纳入更大的经济贸易网络”。入侵者能给予地方合作者的资本捉襟见肘，甚至有时都无法给予其安全保障。而这些愿意出来提供“合作“的头面人物则同样令日本人无法满意。
“贪婪、无能；缺乏管理才能，没有任何能力和才干”是入侵日本人贴给绝大部分“合作者”的标签，而事实上各地宣抚队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可令他们首肯的“合作者”。 按照我们一贯以来的评判标准，这些人无疑是国之逆贼，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只在历史片段里一闪而过，有的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卜正民教授把这些人从历史的缝隙中细细扫出来并提出最引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评判这些“合作者”和“合作行为”。
“——我使用‘模糊不清‘一词，并不是怀疑一些人通敌和一些人抵抗的事实，而是质疑对历史已有的、曾一度似乎是真相的解释。”
卜正民教授指出，合作者“帮忙指认难民队伍中的抗日军人，其明确结果是‘通敌’，但另一种结果是普通的难民百姓可以躲过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南京的‘合作者’吉米?王给难民提供食物，帮日本人招募妓女。提供食物是抵抗行为还是帮助占领者建立秩序？征募妓女是与日本人合作还是保护大多数妇女免遭日本兵侵犯？如果吉米?王的动机不是帮助或阻止日本人，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发财致富，那又该如何评价其行为？——”
这本书里重点讲述的是沦陷区里未彻底投敌、未彻底逃离的“地方头面人物”这个特殊群体，立场的多样、利益的纠葛、情感的复杂、选择的错综。
今天的我们是在知道历史结果的前提下笃定地评判着过往，而困羁于过往中的普通人则该如何活命立身？
战争里，生存被逼至悬崖，人性被悬上十字架。不是所有人都会苟延残喘，亦非每个人都会选择“宁死不屈“。
从日本宣抚队购买良民证的老百姓、在占领区自愿或被迫充当甲长保长的人，他们已实际默认了占领政府的统治，这些人是不是都是叛国者？
我自己也亲身认识一个抗战期间做过保长的长辈。一直以为甲长保长都是莽汉流氓，但那位长辈却是一介文人、行医民间，有修养、有教养、受过良好教育、懂西学。解放后，乃至运动期间，他本人似乎也未曾因为那段经历而遭批斗，因为他彼时的顺从、忍耐、周旋维护住了周遭人的性命存续。那么又该如何评价此类人的行为？
另一位认识的耄耋老人年轻时曾供职于本地的日占工厂。据其回忆，日本兵是可怕的，厂子里的日本管理员也很苛刻。只是，工作中有技术指导、能按时领取工资养活家人。参加面试的人不少，都需要待挑选录取。日军战败时工厂日本管理人员撤离，离开前给所有工人发了一笔遣散费。老人用此费用回乡盖楼、娶妻生子。（初听这番真实的叙述时我以为是天方夜谭。）
这种现象尚不是卜正民教授此书中探讨的对象，但在当时也大量客观存在。我们该如何评判这些行为？是指责他们的是非不分、胸无大义，还是认可他们的识时务、留青山？
这种思考意义并非仅局限于对历史的评判反思。当下，面对强权、面对潜规则、面对不合理，异时同境，你是选择与之“抵抗”、还是“逃离”，还是在灰色缝隙里“求存”？？关于答案，我们宣之于口、行之于表、内藏于心的，是否一致？扪心自问，我也茫然得毫无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