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论劳动生产力改善的原因，并论劳动产出自然而然在各社会阶级间分配的次序》。国富论是经济学科的开山作，其写作和论述的方法，是从可观察的经济现象开始，推理演绎，给出可能的原因，再在别的经济现象中进行检验。“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真，而是求能被证伪，但未被证伪。”
国富论全文没有一个公式，没有一张示意图，仅有的几张表格还是记录价格信息的，但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无与伦比。我认为是一本非常适合探寻经济学科本质内容的必读书目。
前言：交换和分工
劳动生产力的提升是因为分工。按斯密两百五十年前的观察，简单如生产别针的作坊，有无分工，人均产能可以相差几百甚至几千倍。
促成分工的原因是“人性中有以物易物的倾向”。说人性中有，是因为未发现动物有实物交换的倾向。这种交换的倾向利用了人类自私的天性，“如果你想得到你所要的，那就给我我所要的”。
交换的过程，使人们自然而然发现并练习自己的长处，这就是分工的雏形。屠夫和哲学家的才能差异，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导致人们分工差异的原因是自然资源，社会习俗，家庭教育，个人嗜好等因素。人口聚集，交通便利的地方，更容易形成分工。（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人们更富足，又吸引人）
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
分工的形成，造成人们的生活更加离不开交换，交换的需求使货币产生。货币需要满足容易分割，可以长时间保存，体积小，且本身是有用途的，这几个要求。最后大家发现贵金属非常适合。为了解决贵金属的成色和重量问题，贵金属币就产生了。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需要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用途和需求。理论上讲，人们没有银子和金子也可以很好的生活，但金银因为适合做为货币，使得它们在很长的时期变成了必需品。
和交从换的分工角度看，说一个人很富有，其实就是说这个人可以通过交换，获取别人大量的劳动：金银需要开矿，粮食需要耕种，制造品需要生产，艺术需要创作。所以商品价值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劳动。但要确定劳动的单位，以比较劳动的绝对价值，是很困难的。因为许多劳动需要付出在可见的劳动之外的额外劳动：技能需要训练，装备需要获取，效率还有高低之分等。
在实际交换中，人们粗略地对这些因素进行衡量，经过讨价还价的纠正，得到的商品价格被认为是比较接近用劳动衡量的真实价格。要注意的是：商品的货币价格都是相对价格，是相对于货币的价值来说的价格。如果货币的供应变多，比如发现了巨大的易开采矿藏，则开采单位货币的劳动量会变少，商品的相对价格就会抬升，但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是没有变的。
相对价格：
从相对价格的角度看，如果要观察某种商品的劳动量是否变动，就应该选取这段时间内，确定知道劳动量没怎么变动的商品的价格作为参考。金银在一两年内的供应不太容易变动，所以一两年内，用金银做参考，是合适的。但较长时间内，若有大的矿藏被开发，超过了实际交换的需求增长，则金银之价会持续下降，再在这段长时间中选取金银价格做参考就不适合。而工业革命之前，农业的生产技术提升很慢，导致生产单位农产品，尤其是主食的小麦，的劳动量在长时间内不变。这意味着小麦的价格，更适合在长时间内，衡量商品的劳动量。换句话说，当美洲的金银涌进欧洲时，不是粮食的价格变贵了，而是金银变便宜了。
另外，金银之间的供应量也不是同比例增长的，但国家一般疏于调整金银货币的比价，导致总有一种金属的币值与市值有偏差。
讨价还价除了考虑劳动量外，还有供需的博弈过程，供不应求自然会抬高价格；讨价还价也有信息的交换过程，同样的产品，别人的价格便宜，显示出那里要么原材料或劳力便宜，要么生产力较高。
商品的价格组成：
斯密认为商品的价格由三部分组成：工资，利润和地租，分别对应着劳力，资本和土地的回报。从国家整体上看，每年生产的总价值也是对应的这三部分。这三部分的收益率在同时同地分别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均值，偏离这个平均值，讨价还价就会起作用，调节供应。
对于劳工工资，劳动的产出构成其上限，养活家庭的必需构成其下限（有人说这下限是一个成年男性口粮的两倍，算法是：当时的家庭里，女人的工资只够自己吃，四个孩子吃一个成年人的口粮，成活率50%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劳力不消亡）。
由于劳工与雇主相比，通常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其要获得较好的工资，只有当劳力短缺的时候才有可能。什么时候一个国家的劳力会短缺呢？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整体财富在持续增长的时候！斯密时代的北美殖民地的劳工工资就比英格兰高，但北美并没有英格兰富裕，只是因为其财富的增长速度高过英格兰。在北美，带着孩子的寡妇被当作一笔巨大的财富，在欧洲则被当作累赘。相反，如果社会的财富停滞甚至下降，则劳工的工资就会很低，甚至根本不够吃。
斯密通过观察当时英格兰的劳工状况，断定英格兰处于财富增长的阶段，其劳工工资是超过下限不少的。证据有几条：英格兰的劳工工资明显比家庭口粮多，且不随着粮食等生活必须品的价格波动而波动，但随着用工的旺季而上涨，与临近的苏格兰相比，英格兰的粮食价格低，劳工工资反而更高。
一个国家财富整体增长的阶段是最美好的阶段，只要努力就有回报，即使最底层的工人，工资也够养家且还在增长，人们倾向多生育，社会欣欣向荣。即使增加的工人工资使产品价格上升，抑制了需求，但更多的资本和更细致的分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生产率的提升带来的产品价格下降通常是大大高过工人工资上涨的影响，两者相抵，产品的价格实质是下降了，需求是增加了的。
资本利润：
在国家整体财富增长的过程中，资本利润的变化与劳工工资正好相反，它是逐渐下降的。不难理解，在起始阶段，资本是相对匮乏的，逐渐富裕后，资本就变的不是那么匮乏。但要确定某地某时的平均资本回报率比确定平均工资水平还要难，只能从借贷利率的角度去间接衡量资本利率。斯密时代，英格兰的借贷利率从两百多年前的10%以上降低到3%，同时期荷兰的借贷利率只有2%。
除非是在条件非常有利的地方，比如有大量优质未开垦土地的新殖民地，否则劳工工资和资本利润很难同时比较高。
表面上看起来，是劳工工资和资本利润在进行博弈，实际上，是劳工与劳工的博弈和资本与资本的博弈决定了各自的利润分配。
那些门槛较高，成功率较低，工作时间不稳定，或者一般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工资自然高。但如果将学习技能的花费，失败的可能等等算上，也许看上去的高工资就变得很合理。对于资本利润来说，那些新的，风险更大的商业领域，幸存者会取得较大的利润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的流动，会使各个行业的资本利润率持续拉平。
管制的作用：
上述工资和利润的自动调节，需要市场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很多时候，会出现照顾某部分人利益的一些管制措施，阻碍要素流动，这些管制措施宣传的目的与实际的作用相差甚远。这样的干预主要有三种：人为限制加入某行业的人数；人为增加加入某行业的人数；阻扰人力和资本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流动。
人为限制加入某行业人数的方法有：限制每个师傅可以教的徒弟数量，规定学徒必须学满多少年才能出师，规定学徒出师后才能独立从事相关行业工作。比如当时欧洲大部分的同业团体规定学徒须学满七年才能进行相关从业。这种限制的目的，最终是为了限制参与竞争的人数，避免由此导致的产品价格下降，保护自己的工资和利润。如果考虑到此类的同业团体通常生活在城市中（他们更加方便进行如此操作），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使城市人通过自己的产出与农村人交换产品时，占得了便宜。
进口关税也间接起到限制国外同业竞争的目的，由于利益团体的游说，当时英格兰进口国外制造品关税高昂，而进口国外农产品则不会如此。
人为增加某行业人数的原因，通常是人们认为应该有更多人从事此类“有益”的工作，比如传教士。增加的手段是提供资助（比如公费教育）。此类资助增加了该行业的竞争人数，拉低了该行业的工资，使得那些自己掏钱进行教育的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欧洲对神职人员的资助，导致许多从事纯知识类工作的人收入低廉，甚至只能靠做家庭老师牟利，进而拉低教师的收入。
有些同业的排他条例，不仅阻挠劳力跨行业流动，甚至阻挠他们在不同地区的同一行业流动。斯密举了当时英格兰独有的“济贫法”对劳工流动的影响为例。“济贫法”本意是强迫教区征税，用于本教区内贫民的救济。教区于是相互想办法将贫民偷偷塞给对方，政府为了确定贫民的所属教区，出台了一系列的认定程序，这程序需要郊区官员，甚至教区民众的同意。这样的程序，几乎等于召集大家来遣返外来贫民。“济贫法”严重地阻碍了底层劳工的自由流动。
地租：
理论上，地主自然想获得除平均工资率和利润率以外的所有利润，而土地的好坏以及供应会影响地租。总的来说，社会欣欣向荣的时候，地租会由于其承载的产出增加而增加，有时候，即使是块空地，仅仅因为周围的农业或商业活动繁荣，它的地租也可以增加。
土地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受人力影响较小的初级品，无论怎么努力，一郡的土地都只有这么多。这样的产品，很容易在社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价格暴涨，比如古董字画，珍贵珠宝等，因为其他商品的劳动量都大幅度的下降了，尤其是制造品的价格会随着生产率的提升大幅的下降，而这类商品由于供应有限，付出再多劳力也不能增加多少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