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弗兰克先生（安妮在日记中称呼他为皮姆）是全书一位令人难忘的人物。作为安妮的爸爸，在安妮十五年的生命里，他担当了非常称职的父亲的角色。直至安妮逝世后，他集结整合了女儿的日记进行发行出版，为人类留下了重要的精神财产。
事实上，除了“称职的父亲”之外，安妮笔下的弗兰克先生也是一位德行高尚、充满智慧的温和的好人。皮姆是全书中我最喜爱的角色，读这日记的时候，我总是体会到和安妮一样的对于他的敬佩和爱戴。而最近恰好在做写作练习，因此对皮姆做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角色评述，希望能更好理解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
一、认真、真诚地对待生活
在一家人搬来密室之后，皮姆和安妮一起装修房子。“妈妈和玛格特一动也动不了，她们躺在光溜溜的床垫上，又累又伤心，总之糟透了。她们太累太紧张，吃不下东西。”“而爸爸和我，两个出色的‘清洁工’，立即开始干了起来。”（1942年7月10日日记）
皮姆带着安妮修补遮光棚，清理厨房地板。一大一小合作缝制歪歪扭扭的窗帘，并戏称那为“艺术品”。他还把安妮所有的明信片和电影明星照片全都带来，而且带了刷子和胶水，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这些装饰品贴到墙上”，让她感觉像是在家一样。
我非常欣赏皮姆在这巨大的生活转变面前，呈现出的“若无其事”和“一如往常”。这不是说强撑着表现出什么都没发生，假装无事地与亲人相处。而是真切地，在灾难和巨变面前，也仍然认认真真地打理生活。这感觉就像是，灾难并不足以动摇他对于生活的热爱，不足以改变他“要好好装修家庭环境”的心念，或者特别改变一下他的处事态度。该怎样，还是怎样。正是因为实在笃定，苦难在这样的观念面前，反而显得力气不足、不值得格外一讲了。
全书还有不少十分触动我的细节，其中一处便是皮姆削土豆的片段。受困于密室有限的观察内容，安妮对“削土豆”这项小团体的日常工作描写得也很精细，因此人与人之间在小事上的对比，就非常鲜明。
杜塞尔在削土豆的时候会“左顾右盼，看别人削得是不是和他一样”。这位老先生是一个以教导他人为乐的人，而且很规板、总觉得事情有唯一的正确答案。他看到安妮削得和他不一样，杜塞尔就会说，“你瞧，安妮，我是这样拿刀的！不对！不是你那样！……这才是最正确的方法，你可以照着我学！”
凡.达恩太太则有点轻佻，而且不太能坐得住，总想找她先生说话，安妮形容她“不断地搜寻话题”，但是不会停下。最后她丈夫被弄烦了：“噢，安静点吧，亲爱的！”她则答道：“可是弗兰克先生就和他太太讲话。”他们最后往往吵起来，而“这样的场景一天会有好几次。”
在这种时候，“妈妈”就会在旁边笑——安妮总形容她刻薄，不是个宽容的人。
而皮姆在做什么呢？皮姆在专注地削土豆。“对他而言，削土豆不是日常琐事，而是一件精细的工作。他看书时，后脑勺有条深深的皱纹。他对待土豆、豆子或别的蔬菜时，也俨然是一副全力以赴的样子。凡是经他的手削过皮的，不可能不是最完美的。”（1943年8月10日日记）
皮姆这个人有种沉静而踏实的性情。交给他一件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他都会充分地投入、认真地完成。后文有写他读狄更斯的片段，同样也是在读书的时候十分专注，一般不轻易分心。他对待生活有种老实的、诚恳的感觉，不会应付，也几乎见不到他敷衍。
小事要不要认真做，这不是一个“精力分配”的问题。不是说，在大事上认认真真做，小事随便糊弄一下就好——对生活的认真和诚恳，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态度，或者这就是一个人本身的面目和他具体到每件事上的行止。人很难在A时段轻忽散漫，然后迅速调整到B时段的严肃专注的高投入状态，这种切换看起来有种“我想认真就认真”的潇洒，实际所做的调整才是耗费精力，而且，“散漫”好像成为理所当然的底色和理想态，“认真过生活”反而变做一件需要格外集中精力的、而不是日常的事——这似乎着实算不得明智。
二、亲社会性和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弗兰克一家和凡.达恩一家迁入密室后不久，听闻犹太人受的迫害日益严重，皮姆决定多救一位朋友到密室来，他的朋友库格勒先生和克莱曼先生也很赞同这个主意：“要说危险的话，七个人和八个人都是一样的”。不过，皮姆倒不是泛泛的无原则善良，选择救助对象的时候，他好好斟酌了一番，“否定了凡.达恩的所有亲戚”，最后选中了牙医杜塞尔。安妮非常赞同皮姆的决定，而爸爸的观念无疑也对她有很大的影响。“爸爸说，‘只要能多救一个朋友，别的事情都不重要了。’”“我不太情愿让陌生人用我的东西，但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我很高兴作出这样一个小小的牺牲。”（1942年11月19日日记）
安妮还记述了另一件皮姆“如何对待朋友”的事。皮姆有个叫德瑞尔的朋友，七十多岁，安妮形容他“又病又穷，聋得吓人。”这位德瑞尔先生给皮姆添了很多的麻烦，常常有事情要找他。但皮姆是怎么对待这位老人的呢？“我真佩服他跟这可怜老人打电话时那天大的耐心！我们还住在家里时，妈妈曾劝他把留声机放在旁边，让它不断重复‘好的，德瑞尔先生’或者‘不行，德瑞尔先生’。因为对爸爸又长又耐心的答复，那老头一句也听不懂。”（1942年9月25日日记）
如果皮姆去做大五人格分析（OCEAN），他的亲社会性（宜人性）应当是很高的——愿意信任他人、有同情心，并且乐于在一定程度上为了他人放弃自己的利益，不管这利益意味着耳根清净还是生活安全。父亲所秉持的这种“应当如何对待朋友”的态度，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女儿安妮与世界交往的方式，她会“自然而然”地相信我们应该如此对待别人：不会倾向相信“他人”是危险的、从而采取猜忌、怀疑和敌视的态度，不会轻易因为他们做了让自己不开心的事，而否行对方整个人。而是选择关心外界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个体的幸福，主动在他人需要时提供帮助，而非自我中心、认为他人会带来负担、不愿意卷入到麻烦中。安妮在战前学校的好人缘也许正源于如此。
三、父亲与安妮
安妮十三岁生日的时候，父亲给她写了一首诗作为礼物。诗歌中流露的体谅和尊重令人动容：
“你生活得很吃力，每个人都指指点点，抢着做你的老师，你被大家烦得要死；‘我们有经验，听我们说！’‘这些我们早就做过，你知道什么！’‘我们饱经世故，远比你懂得多！’”（1943年6月13日日记）
这种对孩子处境的理解，也体现的是为人父母的自知之明，是很宝贵的东西。皮姆想表达的是“我很抱歉我们有时讲得有点多”，而能意识到这一点，说明他是个善于自省的父亲，对“教导他人”这件事体现出一种谨慎和郑重。这恰也是当下的一些父母所缺乏的。
“说教”是很容易的。对于一个刚刚接触这世界、经验不多的儿童而言，父母的任何指点都可以算作“降维打击”，他们即使感觉不快，也很难找到有力的理据来反驳。这在其他关系中也常见：老师对学生，上司对下属，学长姐对学弟妹。在一些情形下，事情往往是单方面的话语权威压制。毕竟，滔滔不绝地教导别人，别人又不能还口，谁不享受这样的抒发自我的快感呢？如果这时候缺乏克制的意识或体谅对方的能力，稍不留神，这样滔滔不绝的教导就会说多了，流于“唠叨”和“啰嗦”。皮姆不会这样——不是说他不会犯错、不会讲让人讨厌的话，而是说，至少在态度认知上，他对自己“当父亲的能力”保持谦逊，对自己“作为父亲的做法”保持谨慎。他很自持，话讲得差不多就可以了，分寸感比较好。
还有一件事。安妮想要向同住一间的杜塞尔索要更长时间的桌子使用权，她征询了皮姆的建议，然后第一次向杜塞尔提出了请求，可这请求被无礼地否决了。于是她请皮姆帮忙，两个人一起商量了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做、怎么说，皮姆给了她一些建议，同时也尊重她想要自己解决这件事的决心。他就坐在隔壁，安妮说，这让她感到安心。
“杜塞尔说，我没有权利说他是一个‘入侵者’…爸爸坚决地讲，谈话他都听到了，我从未说过这种话。他们就这样翻来覆去的争论着，爸爸极力为我辩解，说我不是‘自私’，我做的那些事不是为了‘好玩’，杜塞尔则嘟嘟囔囔地抱怨个没完。不过最后他不得不妥协。”（1943年7月13日日记）
皮姆坚定而温和的保护，始终给了安妮很大的安全感。而我很欣赏的，是他把“保护”和“指点”的边界划分得十分明确。指导但不过度干涉，是种为人父母的美德。这也体现的是他强大的分寸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