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就是力量。——培根
知识就是力量：特别是知道了别人的隐私。——培根+
要想获得知识，就要学习；学习的最便捷方法，就是读书。所以语重心长地劝说年轻人读书学习，历来都是劝说者体现高高在上优越感的最佳手段。切记，千万不要对长者或者地位高于自己的人说出“你应该去读书学习了”这种话，那样的话只会自取其辱。
但是劝人读书学习毕竟是好事，所以就有了很多关于读书学习的名人名言：古今中外，名人们乐此不疲。
“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是并不象古来世上儒学家和日本国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可贵。自古以来，很少汉学家善理家产；善咏和歌，而又精于买卖的商人也不多。因此有些具有心机的商贾农人，看到子弟全力向学，却担心家业中落，这种做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这类学问远离实际不切合日常需要的明证。”
第一次看到上面这段话，我很吃惊，因为在我们心里，国学是高深莫测的，是要用一辈子去学习并且还是学不完的，诗词更是文化人的炫技资本。“看到子弟全力向学，却担心家业中落”，什么样儿的家长才会有这么离经叛道的想法？这个样子还怎么去教育(忽悠)年轻人？让“诗词记忆大会”和“国学淘宝讲坛”还怎么办下去？
讲这段话的人叫福泽谕吉(1835—1901)，一个日本人。如果在中国，冲这一段话，他就会被大家唾弃。但他是日本人，在日本他不但没有被大家唾弃，还历久弥香，到了今天他的头像居然被印在了面值最大的日元上，被抬升到了伟人的高度。
长期以来，我们认可并推崇的学习态度一直是这样的：
劝学[唐]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劝学[唐]孟郊：击石乃有火，不击元无烟。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万事须己运，他得非我贤。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读书学习的目的是这样的：
劝学[宋]赵恒：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至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腹有诗书气自华”一类读书人自鸣得意的词句，更是广为人知，男女老少张嘴就来。
上面这些劝学的诗词，道理虽高大上，但由于篇幅小，实在装不下什么实质内容。说到优秀的劝学文章，首先想到的是荀子(前313—前238)的《劝学篇》。
《荀子》共三十二篇，第一篇是《劝学篇》，核心观点有两个：一是学不可以已，二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劝学篇》讲了学习的方法和重要性，里面没有任何功利性的鼓噪，因为这一篇不是荀子的重点，它的作用只是为了推销后面的学说：之后的《修身》《不苟》《荣辱》等等三十一篇，才是作者学说的关键。诸子百家为了推销自己，大多走的是同一个套路。
等到儒家被奉为正统，苦读四书五经遂成为了士子出头的唯一途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学习的内容一直没有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晚清。
晚清被外来文明打懵了，一些人不得已睁开了眼睛看世界，这就有了张之洞(1837—1909)的《劝学篇》。
张之洞的《劝学篇》原是上呈皇帝的，皇帝看了觉得有道理，下旨广为刊布，在戊戌变法期间，印制约二百万册。
张之洞的《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其中内篇有《同心》《教忠》《明纲》等九篇，重在保国、保教、保种；外篇有《益智》《游学》《设学》等十五篇，重在学习、变革、兴利。张之洞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各篇皆以儒学为评判标准进行议论，虽然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先进发达，但却不忘处处为晚清落后的体制进行辩护，这就造成了即使介绍到矿学、铁路等基础内容时，也是泛泛而谈，读着貌似有理，却什么也学不到。张之洞当时被称作是清流领袖，于《劝学篇》又可见其清谈的本领。张之洞在担任四川学政期间，有学子向他咨询“应读何书”和“书以何本为善”，于是他就编了一本《书目答问》，列出了两千余种书目作答。所以张之洞的长处在读书，他的《劝学篇》最终也没有起什么波澜，到了如今只剩下了文献价值。
一般来讲，中国有什么，日本就学什么，除了仁义礼智信。
近代的日本和晚清一样被列强欺负，甚至被欺负得更惨。所以也有一些日本人清醒了，这些人里面就有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汉学开蒙，青年时期学习兰学(荷兰)，后游历欧美，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成为日本“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日本“脱亚入欧”的全盘西化思想，就是他最先提出来的。
福泽谕吉也攒了一部《劝学篇》，收录《论人与人平等》《论国与国平等》《论国民的职责》等十七篇政论文章，在民间大约发行了三百四十万册。这部《劝学篇》中，小到民事纠纷，大到国家政体，所有事件都着眼于从文明、法制和日西文化差异来进行解读，很多论述都是对传统思想的颠覆。本文第一段的内容就出自其《劝学篇》的第一篇《学问的旨趣》。其实看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除了被前面提到的一段文字触动外，还有一段他关于自由的论述，同样发人深省，到现在仍然没有过时。
这段话同样出现在《学问的旨趣》一篇中：
“治学的要道在于懂得守本分。人们自降生到自然界以来，本来不受任何拘束。生为一个男人就是男人，生为一个女人就是女人，并且是自由自在的。但如仅仅高唱自由自在，而不懂得守本分，则易陷于恣情放荡。所以本分就意味着基于天理，顺乎人情，不妨害他人而发挥自己的自由。自由与恣情放荡的界限也就在于妨害他人与否。譬如花自己的钱，即使耽于酒色，放荡无忌，似乎是个人的自由，其实绝对不然。由于一个人的放荡能成为众人的榜样，终至于紊乱世间风俗，有伤教化，因此他所花的虽然是自己的钱，而其罪是不可宽恕的。”
2015年，黄晓明举行了据说耗资两个亿的奢华婚礼，这一盛会在当时曾经引起各界争论，认为是败坏社会风气者有之，认为应尊重个人自由者有之。相信看了这段话，大家应该对黄晓明的婚礼有了自己的判断。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办公场所吸烟的，虽有明文禁止，但是大多数人面对不遵守规定的极少数、面对他们拿自由做挡箭牌进行强词夺理的诡辩时，选择的还是惹不起躲得起，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对于自由的理解还存在偏差呢？
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后人辑成《荀子》一书的时间已经久远，于当下只有高屋建瓴的作用。张之洞的《劝学篇》于1898年刊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陆续发表于1872—1876年间，于1880年发行合订本。后两部《劝学篇》离现在并不遥远。
现在再看当时两人《劝学篇》所讲的内容，张之洞“体用”之说，骨子里不敢越孔孟雷池一步，福泽谕吉则是彻底解放了思想，后面才有了日本仁人志士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对现代科技的全盘接纳。清、日两国“人同种、文同宗”，而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又生活在同一时代，也都曾经号召国民学习、变革，两国政府又都曾选择了变法维新，结果一个国家是“百日维新”失败，从此彻底沦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一个国家是“明治维新”成功，经过二十年奋发自强，一举甩掉了愚昧落后的帽子，傲立于当时世界的东方。大清和日本面对相同的机遇，却得到不同的结局。张之洞的《劝学篇》晚于福泽谕吉二十年，但其治国思想却依旧是抱守残缺，所以大清灭亡、日本复兴，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谢肇淛(1567—1624)曾经论说《读书三病》，认为读书要“知而能好，好而能运”，学习贵在实用，对于不实用的知识，即使博学多识、记诵如流，也是“肉食面墙”罢了。读书学习，绝不是记忆力的比拼，而是思想的继承和突破。日本学者山崎闇斋(1618—1682)一生崇拜朱熹学说，但是却向他的弟子们提出过一个叛逆的问题：“我们天天读孔孟之书，学孔孟之道。如果有一天，孔子、孟子作为正副统帅打到日本，我们该怎么办？”学生们惊恐不安不知如何作答。山崎闇斋说：“万一不幸遇到这种场面，我们要拿起武器，做殊死之战，把孔孟抓起来，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当下国学正盛，这个接近400年的老旧话题，是否对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还能有所启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