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广西西部的边境防城港市，至今还生活着一群京族人，京族人是如今越南的主体民族，尽管在文化和习俗方面与中国的汉族和壮族有着区别，但是他们却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的强烈归属感，甚至一度想要成为中国在边境地区的重要守卫力量。这群与越南同文同种的京族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中华向心力呢?
1、投桃报李的同盟
明万历年间以后，安南国内发生了王朝更迭战争。曾经盛极一时的莫氏王朝在与南方黎氏的军事斗争中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在明朝的干预下，偏居高平一隅。莫朝的军事力量大部分归顺黎朝，小部分则割据自立。
在安南与明朝边境地区(今天北部湾一带的海岛之上)，由于黎朝尚难以深入控制当地，再加上依山傍海的地理形势，这些越南割据势力或盘踞在海滨的花封、涂山，或啸聚海中岛屿，更有部分贼匪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一度攻陷钦州府城，造成了明朝的巨大损伤。
不久，明朝组织反击直捣进犯钦州的花封贼寇。负责清缴的杨副总兵查知入犯钦州的贼人中，涂山地区夷人不在其内。而涂山接近花封，其人众而船多。于是，出于战略考量，副总兵杨应春认为“莫若因而抚之，以散贼势。”作为越南边民的涂山夷人尝到了甜头，便承担起护送明朝官员前往黎朝的任务。
然而，这一投桃报李的举动在黎朝的眼中便成为了妥妥的明朝带路党，其首领扶忠直接被黎朝逮捕斩监候。即使如此，感念明朝恩德的涂山人依旧承担了送明朝使者回国的任务。于是，杨副总兵支取花红酒米给赏，谕令输贼情形，出兵报效。如此一来，双方遂达成了跨国界的同盟。
2、涂山来客
随着双方同盟关系的发展，涂山(桃山)夷人在黎朝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部分涂山民众在与明朝的军事行动中跟随明朝官兵回到钦州一带，得到了明朝官府的妥善安置，同时，涂山的一般民众也有因为渔业、贸易上的需求而向钦州一带迁徙。在今天部分京族大姓的历史记忆中，他们原先便是住在越南桃山，做海为生。大概十多代前，刘、阮两姓在海上打鱼，赶着一大群鱼来到岛上。
当时的明朝政府为了保证这群京族民众不与安南交通谋反，遂采取定居化的安居方法，“既给有牛种，资其生理，多方绥怀，销其携贰，彼亦乐为内附而无狡马思逞之患矣。”于是，在钦州防城一带形成定居农业的京族人，便逐渐向中原王朝属下的编户齐民靠拢，归于广西一带的农耕经济体系中。
3、向中华靠拢
清朝后期，中法战争在越南一带打响，清廷不败而败，本来保留着浓重越南文化特色的防城港京族人遭到了法国人的掠夺烧杀。法国人甚至意图强制将京族生活在沿海一带纳入法属越南的土地中，“江平、黄竹耆老周敬襄等五十名暨男妇数百人来辕泣禀”，向清朝的勘界大臣痛诉法军暴行。这群京族移民经过两百余年的边境管理，已经自觉认同了本土属性，再加上对法国军队的反感，更加促使自身族群的国家认同近华而远越。
随着划界的完成，留在中国境内的京族人自觉对越南习俗进行了改造，比如每年八月十五的越南“唱哈”活动，便停止了，改做‘伏波旦’。那天伏波庙前旌旗招展，锣鼓喧天，宰猪杀羊祭伏波将军两天。整个京族的民族认同便进一步向清人与汉将后裔靠拢。
当地的京族居民经过明清两代，逐渐在经济文化层面与中央和周边地带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当地的京族民众多将孩童送入钦州地区学堂读书应试，纳入了中央的文化教育体系。而当地的民众为了与周边地区民众进行田地诉讼，也习惯性借伏波将军马援后裔的“功田”分配作为合适的理由向官府呈送。
在多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从桃山(涂山)而来的越南京族人最终成为了根正苗红的中华子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