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期，战车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作战交通工具，打仗时战车能够冲锋陷阵，平日还能载运辎重。据说在夏朝，就已经有利用战车的小规模战役了，而从西周到春秋，战车一般都是各国部队当中最主要的装备之一。不过此后对于战车的运用逐渐退出了战场，到了汉武帝时期更是直接废弃战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战车有利有弊，等人们发现运用到战争中的战车存在很大缺陷后，自然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
题记：战车曾是古代战争的王牌产品。在沙场纵横的远古时代，战车便以其独特承载能力得到了当时的青睐。从公元前两千年巴比伦人开始使用战车起，到公元十三世纪印度人最后使用战车止，战车曾驰骋沙场三千多年。中国虽不是最早使用战车的国家，但使用战车时间最久，数量最多。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战车王国”。
作为运输工具的车辆，大约在夏朝初年就出现了，而把车辆用于战争却是夏朝末年的事。商汤灭夏之战中，曾动用战车七十乘，这虽不能肯定是车辆用于战争的开始，但从使用数量较少可以推断战车的使用历时未久，而且可以设想当时的战车并不直接用于作战，主要是供各级指挥员乘坐，相当于一个“活动指挥所”。 这体现了战争初期，战车就以昂扬的姿态进入历史。
战车从商代开始由运输逐渐形成装备，具备了初级作战水平，由此开启了此后战车全面进入历史。
战车直接用于作战是在商代。不过在商代，战车还不是主要的突击力量，只是步兵的配角。商末的牧野之战，封王的失败是由于“前徒倒戈”，显然商军的主力是步兵。武王虽出动了戎车三百辆，虎责三千人，但比起全军四万五千人，还只是个零头，说明战车也不是周军的主力。 战车成为陆军的主要兵种和主要的突击力量，大约是在西周时代。西周时统计兵力，往往把战车列在步兵之前，在计算战争俘获时，甚至只计车马，不计步兵。如西周时代的青铜器禹鼎记载当时的一位将军统率的兵力为“戎车百乘”。这说明战车的地位已跃居步兵之上。
牧野之战
由于战车已成为陆军的主要兵种和主要的突击力量，车战也就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西周夷王时代的铜器记载一位称作伯氏的一个作战命令，里面没有-句话说到步兵，说的全是战车的动作。《诗经》}一些描绘西周时代战争的诗篇，说的几乎都是车战。从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出，当时进行车战的地区，不仅遍及黄河流域的平原旷野，而且扩及江淮流域的河网泽蔽。车战的规模小者数百乘，大者上千乘。最大的一次是宣王南征，曾出动战车三千乘。这在当时世界也是罕见的。在奴隶制时代，世界其他国家使用战车最多的是赫梯人，他们在公元前1372年与埃及的战争中曾动用战车二千五百辆，由此可见，中国在西周时代对战车的使用已超过世界其他国家。
秦代风格战车
春秋战国时代，是战车发展的顷峰。当时战车不仅是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而且成为军队的标志。军队的编制以战车为基础，实施进攻的战斗队形也以战车为核心，中间一乘战车，前左右方各配属二卜四名步兵，加上车上三名甲士，共七十五人，称为一乘。因此，在春秋时代，形容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兵力的多寡，不是以兵员数量而是以战车的单位—乘来表示的。如长期称霸的晋国，平时兵力约千乘，战时可动员四千九百乘，在平丘会盟中一次出动兵车四千乘，可谓空前。与晋国争雄的楚国虽不能确知其兵的总数，但仅其边三县即可动员三千乘，想其实力也不会少于晋国。其他几个大国战车数量也很多。鲁国有千乘，齐、秦两国各有八千乘。即使是二、三等国，也有战车数百乘。华夏诸国拥有这么多战车，特别是以战车作为计算兵力的基本单位，在世界军事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这表明古代中国比其他国家更重视战车的使用。
长勺之战是战车作用最集中，战车装备最完善的时代，由此引发春秋战国的剧烈动荡。
春秋时代的战争，除个别的例外，几乎都是车战。先秦的重要史书《左传》记载了许多车战的战例。在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勺之战中，我们可以看到鲁军战车追击齐军的情景。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淮之战时，晋军驾马身披恺甲的七百乘战车.排成左中右三路，左路驾马蒙着虎皮，一举将楚军打垮。公元前597年的娜之战，楚庄王亲率近卫军战车三十乘，步卒三千人，分左右两路夹击晋军先头部队，并乘晋军三军统帅意见不一，斗心不固之机，倾巢出动，“车驰卒奔”，勇猛进击，一举将晋中军和卜军。挤贵，然后又调动预备队“游洲”四十一乘，击退晋上军。在其他一些战役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关车战的生动描写。
汇集战车的长勺之战
随着车战的发展，春秋时代已经形成一套完善的车战战术，进攻、防御、追击各种战术无所不备。进攻时，一般排成左中右三路，有时也排成左右两路;每路又排成车步相间的方阵。战车排成横队，步兵或居于战车之前，或居战车的两翼和后方。防御或行军时，全军分成六个梯队，即前锋、正面、中军、左翼、右其和后卫。如公元前550年齐国伐卫时，齐军的行军队形包括先驱、申驱、贰广、启、五部分。或分成五个梯队，即前锋、正面、左冀、右翼和后卫。如公元前541年晋国与无终和群狄的太原之战，晋将魏舒“为五陈以相离”，即前拒、前、后、左角、右角。追击时，为了提高运动速度，一般只用战车。
战国时代，骑兵虽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和战车相比，地位还稍逊一筹，主要作战任务还是由战车担负。出自战国末年的军事著作《六韬》说:“车者，军之羽其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敌军，绝粮道，击便寇也。”战车的任务是突破敌人的坚固阵形，进行邀击和堵截敌人的退路，而骑兵的任务则是追击敌人，断敌粮道，袭击遭遇的敌小股兵力。显而易见，战车的作用更加重要。因此，当时人们在评价一个国家军力的强弱时，仍然以战车的多少为标准。孟子曾说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有时虽然把战车与骑兵并提，但却把战车列于骑兵之前。《战国策》称，秦、楚、赵三国各有“车千乘，骑万匹”，魏国有“车六百乘，骑五千匹”，燕国则有“车七百乘尸廊丈千匹”。而在记述作战兵力时，甚至不列骑兵，只列战车和步兵。如秦伐魏，出“卒万人，车百乘”，伐吴，出“革车千乘，卒万人”。赵、燕救魏，前者起兵十万、车三百乘，后者起兵八万、车二百乘。直到战国末年，赵国名将李牧在编组部队时，还是以一千三百乘战车为主，而以一万三千骑兵为辅。
大秦战车
秦朝，由于和西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骑兵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但战车并没有丧失其主导地位。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共有三个坑。其中1一号坑是步兵俑，正面二百一十人，二平均排成三列横队，主体是三十八路纵队，队间有六一呢战车，可知是指挥官的乘具。2号坑有战车八十九辆，四百多匹马和近一千人，可以推想是一百乘战车组成的方阵(因有朽坏不足一百乘)。3号坑有一乘战车和六十八名武士，显然是最高统帅的位置。从这三个坑中兵力的配置可以看出，当时的指挥官乘车不乘马，而且战车已被当作独立部队使用。可以想见，那时的战车比骑兵仍具有更高的地位。这种情况直到秦末农民大起义时还没有改变。起义军陈涉和刘邦的军队仁力仍是战车。陈涉入陈，兵力骤增，有“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代按《六韬》所列车骑比例为一比十。陈涉拥有的战车数大大超过骑兵，而他派出攻秦的兵力竟只有战车和步兵。刘邦从丰、沛起兵到占领咸阳，在诸多战役中均以“兵车趣攻”而奏捷，也说明战车是刘邦军队的主要突击力量。
楚汉战争是战车和骑兵的地位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公元前204年，刘邦在命令韩信、张耳进军魏国之前，曾询问哪食其魏军将领的名姓，问的第一是丰帅，第二是骑将，第三是步将，车将竟未提及，难道这是偶然的疏忽吗?显然不是。这表明骑兵已经代替战车坐了陆军中的第一把交椅。事实上，在韩信破赵之战中，偷袭赵营的先遣部队就是二千名骑兵。而在该下之战中，把项羽逼得走投无路、乌江自姻的也是骑将灌婴指挥的骑兵部队。骑兵之所以成为主要的突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项羽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按班固对古代军事家的分类，项羽是所谓“形势家”的代表。其指挥特点是集中兵力、猛打猛冲、强攻硬取。骑兵较之战车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因而更适合“形势家”的战术运用。因此，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多次使用骑兵打败了刘邦。这种情况迫使刘邦组建了独立的骑兵部队，作为解决战斗的重要手段。
汉武帝打击匈奴开启骑兵时代，战车实际用处已经逐步淘汰，追求速度闪电战，骑兵登上历史舞台。
战车被最后赶出战争舞台是在汉武帝时代武帝发动的几场对匈奴的战争，都是靠骑兵取胜的。其中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一次战争，曾出动十万骑兵，“私负从马”十四万匹。一次出动这么多骑兵还是亘古未有的。从此以后，骑兵就完全统治了战场，战车就不再是作战武器，而降为运输工具了 。为了千里奔袭主动出击打击匈奴，汉武帝站在宏观角度上认为战车已经不再具备任何优势，至此战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汉武帝画像
雄驰中国疆场达一千王百年之久的战车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而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知道，战车的历史是与奴隶制社会的历史人体平行的。在奴隶制时代，只有奴隶仁阶级才有资格当兵。这些特权阶级象在社会生活中其他方面方面一样，在战争中也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乘坐战车就是显示薄严的一种形式。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的汉民族素以农立国，畜牧业不发达，骑兵出现较晚，战车就成为中国古代唯一的机动手段。这是战车在中国奴隶社会得到高度发展的根本原因。随着奴隶社会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军队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大量农民涌进了部队。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这些“庶民”当然不能同昔日的奴隶主贵族相提并论，因而也就不能享受乘车作战的特权。同时，由于出现了骑兵，部队获得了更加机动的新生力量，对战车的需要也就大大降低了。
长途奔袭的骑兵
战车本身的局限性也是它被历史淘汰的重要原因。战车较之步兵有较高的机动性和较强的突击力，但这种优势只有在空旷平坦的地域才能发挥出来。由于车体笨重，驾驶困难，遇到山林泽蔽、坎坷不平地域，其机动性大为减杀，有时甚至还不如步兵。如公元前709年晋翼汾限之战，翼侯所乘战车骏马为物所挂，行动不得，被晋俘获。公元前541年，晋与无终和群狄的太原之战，晋军战车遇险受阻，不能前进，被迫“毁车以为行”，放弃战车，改用步战。随着战争地域的扩大，激烈程度的提高，战车越来越不适应战争的需要，必然为新的快速机动部队—骑兵所代替。)
汉朝对匈奴骑兵对战
少数民族的影响也是战车衰落的一个直接原因。骑兵是我国北方一些游牧民族的产物。我国古代西北的少数民族是以骑射立国的。和战车相比，骑兵受地形限制较少，具有更强的机动性，而且更便于维持。随着汉民族的作战对象日益转向边摄的少数民族，原来的战车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汉民族被迫效法敌人，放弃战车，发展骑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