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中国人眼中，人参是一种十分珍贵的草本植物，在美容、药用方面有着很高的价值。古人更是把人参当成一种灵丹妙药，好像可以治疗百病，但通过现代科学研究，人参并没有那么高的营养价值，那国人对人参的神话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类似这种“人参迷信”的事情并不少见，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步入现代，相信科学，但依然有不少人对人参有着别样的信赖，下面就为大家简单讲讲人参的历史，看看它是如何一步步登上神坛的。
明朝以前，与干枣并列
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人参“主治心下痞坚，旁治不食呕吐等”。后来南朝《名医别录》、唐朝《药性本草》、宋朝《诸家本草》、元朝《用药法象》等历代医书，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
至明人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声称“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包括“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及“痎疾、滑泻久病”等，人参遂从普通中药材种“脱颖而出”，登上“神药”的地位。
明代以前，中国人吃的人参，主要产于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被称为“上党参”;其次是“辽东”地区(今辽宁西部)的“辽东参”(又称“辽参”)。
当时，人参只被视为一种普通食/药材。比如，苏轼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说，“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
显然，对苏轼而言，人参和干枣一样，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保值百病的良药。动辄托人顺路带上“数斤”，也说明这种食品在当时并不名贵。
明代之前，也有少数人参品种被认为很名贵。比如，上党参中有一种“紫团参”，据说仅生长在上党地区的紫团山上。《梦溪笔谈》里记载，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团参医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来几两，王安石坚辞不受，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不过，从苏轼为满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参来看，普通上党参在北宋，仍属普通之物。
人参价格也很能说明问题。直到明朝嘉靖年间，人参仍是一种很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参只要白银1钱5分。
万历年间，参价上涨至约3两白银/斤。按照《本草纲目》(成书万历年间)的说法，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上党的采参业没落，市场上只剩下来自辽东的人参：
“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
至崇祯时，参价已高达到16两白银/斤。
政府与商人共同炒作
人参地位大变，成为神药，发生在清代。主要原因如下：
(一)人参被视为清朝王气的具现
人参的命名，有着很强的神秘性。比如，隋唐志怪传奇小说《广古今五行记》中有一个故事：“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
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将这种志怪玄谈视作人参药效的由来，也写了进去：“参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
具体到清朝，因为产参的东北乃是“龙兴之地”，充斥“王气”，人参很自然地被视为这种“王气”的具现。比如，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阮葵生认为：“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明确将人参的生长与东北的地气联系在一起。
图：人参满足了中国人“以形补形”的古老趣味
上党参从市场退出后，明朝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作为替代品。
女真和明朝的人参贸易，数额极大，曾是女真最重要的财源。比如，从万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8个月时间里，海西女真人在边境和明朝交易26次，售出人参1733.75斤。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明朝政府为购买人参付出了白银3万两。为减轻国库压力，降低人参价格，明朝政府曾一度关闭边境的贸易市场，导致建州女真积压的10多万斤人参全部烂掉。
在纠葛不断的人参贸易中，女真渐渐集聚起了对抗明朝的力量。
清朝入关后，皇室继续将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参。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甚至有“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的诏令。
乾隆年间，为加大对人参贸易的控制，又成立了“官参局”。规定凡进山采参的民众，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剩余的才卖给参商。
清朝的人参管理制度极为复杂，其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时，数额达到每年100万两白银。
朝廷垄断人参贸易的结果，是参价的暴涨。比如，在江南地区，内务府指定“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苏州织造)、粤海关等为人参特许经销商。这些官办经销商不遗余力哄抬人参价格，至乾隆中期，人参价格已达到600~800两白银/斤;嘉庆年间，更突破至2000两白银/斤。
参价的暴涨，与人参的神化相辅相成。生活在乾隆时期的医生徐灵胎，写过一篇《人参论》，提到时人存在着一种“因人参价格高而迷信其疗效”的心理：
“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
大意是：患者相信参价这么高，那人参自然是最好的药。医者也乐于利用患者这种心理，动辄给他们开人参吃——患者吃了人参后，若病情仍不见好转，不会埋怨医生。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参治不好的病，那肯定是真治不好了。
(三)皇室大量服用人参，对民间起到示范效应
据清宫档案《人参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后两年，“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他还写过一首《咏人参》诗，说人参“五叶三丫云吉拥，玉茎朱实露甘溥。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注大端”。乾隆朝的妃嫔、公主也服用人参。
慈禧太后也常吃人参。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时间里，“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
清朝皇帝还时常用人参赏赐大臣。如大学士嵇曾筠请求回乡养病，乾隆帝下令赏赐人参10斤;大学士傅恒在金川领兵作战，水土不服，乾隆帝赏赐人参3斤。清朝的藩属，如暹罗国王、安南国王等，也都收到过人参这种特别赏赐。
有了皇室带头示范，民间对人参“神效”的迷信一发不可收拾，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执念。
(四)江南“温补”文化，迎合人参迷信
从乾隆时期开始，江南发展起一种古怪的补药文化。如当时的医生徐大椿说：
“今则以古圣之法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专用温补，以致外邪入里，驯至不救。”
徐大椿的批评非常到位——当然，他所说的“外邪入里”云云，也同样玄虚。当时，很多江南医生喜开补药。各种补药之中，最受欢迎的，又数人参。
医界的这种风气，其实也是在迎合时人的人参迷信。既然“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亦竭力购参以服之”——无论贫富，都相信通过人参温补，能治好痼疾，那么作为医生，最安全、最赚钱的办法，无疑就是开药时多开人参。
此种温补风气之下，清朝还出现了一批“人参购买指南”。陈烜《人参谱》、唐秉钧《人参考》、郑昂《人参图说》等介绍人参种类、产地、气味、功效，教人们如何分辨人参的真伪的著作，都是当时的养生畅销书。在这些畅销书的运作下，人参出现了所谓“尖顶熟”“统顶”“条小”“统糙”“须条”“泡条”等上百种名目，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消费水平的购买者。
清朝对人参的神化影响至今。时下仍有很多中国人相信，人参是一种包治百病的补药。其实，科学检测早已证实，被认为药效最强的参根，主要成分与胡萝卜相似;参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后也仅表现出很低的药性。《美国国家药典》早在1937年删去了“参”(包括人参、西洋参)，认为它们的医疗、保健价值只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