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周穆王其实对于西周而言那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其实理论上就是周穆王在西周就在，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探究，毕竟当时十分强盛的西周在周穆王死了之后就迅速的瓦解了，那么有的人要问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就着这些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吧!
传统历史中，一般将周穆王定为西周兴衰的转折点，认为自周穆王以后西周就逐步走向了衰落。可实际上，西周衰落的病根，从周人建国那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了。
《史记·周本纪》有云：“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是对西周初天下太平整体局面的总结，也让后人对彼时教化大行的盛世充满了向往。然而，在近现代发掘出来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却记载下了周初历史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西周青铜器：《师旂(qí)鼎》。在大陆考古学界，《师旂鼎》通常定义为西周中期时器。但根据铭文内容，许倬云在《西周史》中认定应该是西周初周成王时器。
《师旂鼎》铭文大致是讲述了这么一件事：周成王时期，方雷突然反叛，周王室立刻在成周洛邑附近召集军队，准备平叛。
方雷位于今天河南禹州西的方山一带，是皇帝后妃嫘祖父系一族的后代，也算是名门之后了。周初众多方国对周人不服，方雷反叛丝毫都不意外。
可就在周王室招募军队的过程中，师旂手下却集体拒绝出征!师旂亲自前往动员了多次，可属下却坚决不肯听命。无奈之下，师旂只得向周王室执政卿伯懋父报告此事。伯懋父听说后，极为吃惊，立刻决定对师旂手下罚以重金，以观后效。可是，师旂手下的“众仆”，居然连罚金都不愿意缴纳，坚定地以下犯上!师旂没有办法，只得再次报告伯懋父。伯懋父听了，再次作出判罚：“依法就应该驱逐这些不法之徒，现在不要驱逐了，缴足罚款后，就免罪!”
周成王时期，正是《史记》所说的“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西周全盛时期。可就在这一时期，周王畿内居然就发生了集体拒服兵役的重大事件，而且周王室最终给出的处罚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其中原因，值得人们深思。
师旂鼎铭文中的“众仆”，有学者认为应该通于“众附”，即指众附庸国。西周建国初期，虽然已推翻了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可整个天下并未顺势认可周人的统治。因此，才有了周公旦的二次东征。即便是二次东征之后，还有众多的异族如淮夷、东夷等等，时不时地对周人政权发起进攻。因此，西周初的头几十年，大小战事频繁;各诸侯国以及附庸国也频繁被征调，参与各项战事。
成周洛邑附近，大多是殷商遗族聚居地，也是周人实现“以商治商”的重要兵源地。在西周初，周王国战略扩张方向就是东南一带，主要是征服淮夷人。因而，成周洛邑附近商人遗族的徭役负担也就显得特别沉重。这次征讨方雷，让“众仆”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再也无法忍受，才会愤起反抗，拒绝再次去当“炮灰”!
照理来说，这种群体性突发事件性质异常恶劣，周王室就应该严惩不怠。可是，师旂所率部队，是整个周王室军队的右军——一军之人拒绝服役，如果强行采取高压政策，说不定就会彻底激化矛盾，将这一万多户人家逼到造反的绝路上，周王室反倒会得不偿失。所以，最后周王室不得不息事宁人，以求尽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西周初，连小小的附庸国之民都敢集体拒绝王室征召，长此以往，周王国内那些更加强大的、独霸一方的诸侯国就更不用说了。
《师旂鼎》铭文证实了在分封制下，周王室逐渐走向衰落的必然：各诸侯国长期自主自立，对中央集权逐渐形成了巨大挑战，使得周王室对于诸侯国的号召力越来越弱。体现在西周史上，就是周王国一有战事，历代周王往往都必须御驾亲征。西周初时，周王御驾亲征是马上夺天下的必然;西周中晚期时，周王还频繁御驾亲征，却是一种无奈——如果能有效调动诸侯，还用得着御驾亲征，亲自到不测之地去冒险吗?
周昭王南征不复，《史记》称他是“王道微衰”，可如果周昭王不亲征汉水，天下诸侯有谁愿意主动代替他?
除了分封制外，西周初建立的宗法制使得周王畿内阶层固化，社会活力越来越弱;籍田制使得周王畿内农业生产效率日趋低下，经济活力不足，人力成本负担越来越高。分封制与宗法制、籍田制一起，构成了西周必然走向衰落的三大根因。
然而，虽然西周必然走向衰落的责任人不在周穆王，可是自从周穆王后，周王室却明显出现了实力上的大滑坡。到了他孙子周懿王时，居然被犬戎逼着迁都，“王室遂衰”!作为文、武两大贤王的后裔，居然被区区犬戎吓成了这副德性，足见周王国已不再是当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盛世。为什么在周穆王之后，周王室会出现这种突发性的大衰退?
关键在于周穆王执政时期所作出一项重大战略转变。
西周初以来，周王室重点拓展方向是在东南，专心对付淮夷人与东夷人。在西北，虽然犬戎桀骜不驯，但周人始终对犬戎采取绥靖政策。东南方蛮夷都是“要服”，需要提供岁贡，可近在咫尺的犬戎却只是“荒服”，只需每年朝觐天子就行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不光是因为犬戎实力强大，更为重要的是犬戎生活方式与周人存在根本性差异：犬戎大部分属于游牧文明，而周王国则属于农耕社会。因此，周人有能力征服同属农耕文明的东南蛮夷，却没有能力征服属于游牧文明的犬戎。体现在历史上，周王畿的西北边境线也就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点。
可在周穆王执政以后，却对犬戎的桀骜不驯极为不满，坚决要求犬戎每季度提供一次“时享”——也就是说，将犬戎由“荒服”改成“宾服”，以彻底征服犬戎。为此，周穆王不惜御驾亲征，走出泾河流域北上、远征犬戎。然而，犬戎栖息地大多环境恶劣，周人军队根本无法在此长久驻守，也就无法长期扫荡戎人。最终，周穆王仅仅获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根本没有彻底征服犬戎人。但远征犬戎的恶果，却是犬戎与周王室关系恶化，他们彻底成了周王国的敌人。
与犬戎关系恶化后，周王室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面临着异族的威胁：西北方向的犬戎，以及东南方向上的蛮夷。两个战略方向上的敌人轮番上阵侵袭周王国，使得周穆王以后的周王室腹背受敌，周王畿外部战略态势突然恶化，极大地消耗了周王室的实力。周穆王时期，淮夷人在徐偃王率领下，攻击宗周镐京，一度进攻到了黄河边;周懿王时，犬戎攻击到渭河平原，逼迫周懿王迁都;周厉王时，淮夷进攻到洛邑，犬戎不但灭了大骆一族所在的犬丘，还再次入侵泾河流域;周宣王时，犬戎入侵渭河平原，差点到了镐京;……。
最终长期的两线作战，加速了西周的衰落。虽然周厉王、周宣王时期，周王室进行了两次重大变革试图挽回颓势，可依然无力回天。
公元前771年，西申国联合犬戎攻入渭河平原，给了周王室一致命一击，从此西周灭亡!
因此，为何周穆王后，西周为何表现出迅速衰落的趋势?
西周的衰落，是周初三大制度分封制、宗法制、籍田制的弊端导致，不改革则无法逆转。但周穆王决心征伐犬戎，却是战略抉择上的重大失误：从此周王室陷入了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这种两线作战的巨大消耗，加速了周王室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