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12月份，当时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到了一首古代奥斯曼帝国的古诗：“宣礼塔是我们的剑，穹顶是我们的头盔，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信徒们是我们的……”他的演讲还未结束，人群中便冲出几位秘密警察，拖走了他。被拖着的埃尔多安大呼：“这首诗还没颂完!”其后，埃尔多安被判4个月监禁，罪名是“反世俗罪。”因为这首诗，早在数十年前，便被定为 “禁诗”。而对这首诗作出审判的，便是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
没有一个政治家是完美的，哪怕他取了一个“完美”的名字。因为政治本身，就是取舍，而总有人会称为被舍去的那个。
凯末尔，在土耳其语中，意为“完美” 。
这位土耳其国父，穷其一生，探索土耳其现代化之路，而他找出的路，即是“凯末尔主义。”
在埃尔多安崛起之前，“凯末尔主义”被视为“完美”的，任何背离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尝试，都会被军方以雷霆之力阻击。
凯末尔于1938年去世，但凯末尔的幽灵，至今在土耳其上空盘旋。
及至1961年，土耳其前总理阿德南·曼 德列斯在绞刑架上，还苦苦一笑：杀死我的，是凯末尔。
即便那时，凯末尔已经逝世23年了。
曼德列斯是第一个铁腕压制凯末尔主义的民选总理，在其任内，他压制抗议活动、囚禁记者、指控反对派，并向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共和主义”发出挑战：“容忍 国家秩序从早到晚遭到破坏，仅仅 因为这样做是一种民主义务吗?”
终于，1960年的深夜，军队冲入了他的官邸，逮捕了他，并送上了三尺白绫。
军队是凯末尔主义的继承者，也是土耳其世俗化的监督人。
曼德列斯不是第一个遭遇军事政变的土耳其领导人，46年后，一个视曼德列斯为偶像的后继总理，遭遇了同样的军事政变。不过这一次，他战胜了那个凯末尔的幽灵。这个人，便是埃尔多安。
凯末尔是土耳其国父，不过他本人却不是土耳其族，而是欧洲阿尔巴尼亚的移民后裔。
凯末尔也谈不上“完美”，他酗酒，并最终因此而死;他倡导共和主义，却无限期连任共和国总统，独裁一生;他背叛青梅竹马的表妹斐凯耶，斐凯耶因此而自杀。
近些年，他开始从神坛跌落，人们方才看清凯末尔的真实的样子：他是个爱国者，却用尽一生铲除本国文化;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却为捍卫自己的思想体系，不惜铁血;
他追求“完美”的治国方略，却一生都在取舍。
彼时的奥斯曼帝国风雨飘摇，黄昏和宣礼塔的宣礼声，笼罩着帝国，一如数百年前，却已在爱琴海泛出了异样的回声。
凯末尔本名“穆斯塔法”，意为“胜利”，不过，在法特玛太太区立小学上学时，这一名字与数学老师重名，为避讳，老师给了他意为“完美”的新名字：凯末尔。
冥冥之中，这也塑造了他性格中实用主义的底色：只有胜利，才能完美。
先军政治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行伍是中产子弟的理想出路。1895年，凯末尔如愿升入玛纳斯提军事预备学校，开启了军旅生涯。1899年，他进入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开始了人生转折。
正是在军校，他接触了西方的革命思潮， 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先哲的著作、纳默克·凯马尔的爱国诗篇，唤醒了他。
“这里没有文明，只有野蛮!封建领主的贪婪残暴、民族压迫的深重与苏丹(奥斯曼君主)专制制度的野蛮落后!”
唯有西化，才有希望。自此，凯末尔从苏丹的战士，成了反抗苏丹的义士。
如果历史可以划一条横线，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19世纪亚洲的两端，两个老大帝国何其相似——国家羸弱、政治腐败、文化落后、人民愚昧。
革命，是打破这一局面的唯一方式。凯末尔，便是革命者。
在军官学校，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秘密革命小组，办手抄小报，写文章揭露苏丹的黑暗专制统治。
1902年进入哈拜参谋学院。1905年毕业，授上尉军衔。
这一年，地下工作者凯末尔，因参与政治活动被逮捕。之后被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发配到大马士革第五军营服役。其后，他一直被苏丹发配戍边，在战火中成长。不过，军功卓著的他，还是屡被拔擢，1915年，已经是上校军衔。
也正是这一年，一次战役，奠定了他其后的人生辉煌。这一战，便是著名的加里波利之战。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加里波利之战，几乎是必败之战。因为日薄西山的帝国面对的对手，是如日中天的日不落帝国：英国。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以批评苏丹著称的将领，竟击退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印度和纽芬兰军队的登陆进攻，把日不落帝国，重重地拍到海岸线下面。
1916年8月，凯末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的称号，名扬全国，威震欧洲。其后被任命为第二军团司令，晋升为将军。
按照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他已经位极人臣，连苏丹也要敬他三分。
然而，历史的大势，不会因个人扭转。行将就木的奥斯曼帝国，即便挺过黄昏，也终究难逃落日。
凯末尔并没有因为盖世军功，而放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
1919年，他受命为驻扎在萨姆松的第9军监军将领，负责残存的土耳其军队的复员和维持治安的工作。他利用这一身份，着手联合各民族主义抵抗力量，组建国民军。
1920年，英国还是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其后，英帝国逮捕议员并强迫苏丹解散国民议会，奥斯曼帝国的丧钟敲响了。
眼见国家沦陷，凯末尔决定另起炉灶。紧随其后，他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宣布组成代表国家的临时政府，并担任新成立的大国民议会主席，并拒不承认苏丹签署的丧权辱国的塞夫尔条约。但西方列强分食奥斯曼帝国的步子，已经迈开了，除了迎战，别无他途。
希腊，便是第一个“趁火打劫”的。凯末尔也迎来存亡之战：萨卡里亚河之战。
1921年8月，凯末尔成为国民军全权总司令，亲自指挥国民军与希腊军队在离安卡拉80公里外的萨卡里亚河进行战略决战。这一战，如果凯末尔输了，土耳其将彻底消散在历史烟尘之中。
他知道，这是死战。
在这场战役中，他被流弹打断一根肋骨，但仍然扎着绷带、镇定指挥，最后以弱胜强，重挫希军主力，终于，惨胜。
一个月后，在潮水般掌声中，凯末尔获得大国民议会授予“加齐”(“胜利者”)称号，晋升为元帅。
在人们山呼“穆斯塔法”的时候，他已经分不清，人们是在赞誉这场胜利，还是在呼唤他儿时的名字。
再或者说，穆斯塔法就是胜利，凯末尔，就是土耳其。
许多年后，土耳其历史学家，仍会将这场萨卡里亚河之战，称为立国之战。其实从这一战起，凯末尔便已经是国父了。
1922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苏丹制的决议案。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凯末尔随后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土耳其立国，也自此进入凯末尔时代，凯末尔从军校时期便酝酿的思想体系，也终于得以在祖国实施。
凯末尔主义的许多根本思想始于奥斯曼帝国晚期，其出发点是避免奥斯曼帝国崩溃。凯末尔主义是以富国强兵为根本目的的，因而现实主义及实用主义是其核心。
从实用出发，以西化为核心，凯末尔主义包含六个基本理论：共和主义取代前奥斯曼帝国的君主政体、民粹主义瓦解传统精英势力、世俗主义去伊斯兰文化影响、革命社会主义取代奥斯曼帝国遗留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凝聚土耳其人民。
但也有人指出：凯末尔主义，实则是凯末尔垄断权力的工具，也是其神化自己的凭仗。
不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凯末尔主义确实对抗了酋长、部落领袖及伊斯兰教的政治控制，组织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缔造一个民族国家，挽救“西亚病夫”的危机。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凯末尔在宣言中如是说：“让土耳其回到先哈里发时代”。
只是他没有想到，哈里发时代及苏丹时代土耳其的辉煌，对80年后的土耳其人，有着多大的诱惑力。
一条逆凯末尔主义之路，正在拉开序幕。
